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改善人口结构的新阶段，现在也许到了从理念到政策实行重大转变的时候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包永辉

　　著名农业专家、原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出，新的人口问题，即随着生育率的急骤下降，人口结构出现极不寻常的蜕变，打破了人类社会自身年龄、代际、性别的生态平衡，将是中国崛起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在过去十多年间，俞敬忠的调查报告一次次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1995年，他向中央呈送了一篇题为《粮食生产将迎来一个新的增长高峰》的报告，为中央制定农业的“八五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他关于小城镇建设与拉动内需关系意见，促成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中有关小城镇的一句话，扩成了一大段；当农村税费改革步履维艰，一些省份打起退堂鼓时，又是他的调研成果再次坚定了决策层的信心。

　　这位自称为“业余调研员”的专家，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日益下降，对这一趋势必须关注。”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

　　中国人口在19世纪初曾占世界1/3，20世纪初减少到1/4，而现在已降至1/5，并且这种趋势正在加剧。据联合国人口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可能超过90亿，其时中国人口将不到世界的1/6，甚至更低。

　　“这一态势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俞敬忠认为。

　　劳动力优势悄然弱化

　　俞敬忠说，统计学上把15岁至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年龄跨度大，如笼统地看，往往看到的是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的表象，掩盖了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如按不同年龄层次进行分析，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且看三个令人不安的数字：

　　其一是青壮年（18岁至50岁）劳动力将减少1亿左右。这种减少的趋势已开始显现，而2012年将是一个拐点，其后10年间，全国青壮年劳动力将累计减少1亿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将大大削弱，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消费需求不振，直接影响整个现代化进程。

　　其二是年轻（18岁至35岁）劳动力将减少7000万左右。从2012年开始，其后10年间，全国年轻劳动力将累计减少7000万左右，占同期青壮年劳动力减少总量的70%左右。实际上，近年来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主要缺的就是年轻劳动力，正是其大规模减少的前奏。“年轻中国”渐行渐远，无疑会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乃至国防的实力。

　　其三是城镇年轻劳动力将减少5000万左右。从2012年开始，其后10年间，城镇年轻劳动力将减少5000万左右，占全国同期年轻劳动力人口减少总量的70%左右。这反映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主要是现有城镇人口。而目前城乡人口教育差距呈扩大趋势，城市年轻人比重骤降，显然不利于未来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这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我国未来年轻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农村，加强农村年轻一代的教育培训及健康投资，不仅关系新农村建设，同时关系着城市发展的未来，关系着他们能否挑起这样一肩双任的历史重担。

　　上述三个数字，充分说明我国虽有数量庞大的劳动力，但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变化，年轻劳动力大幅减少，结构性短缺日益加剧，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将悄然失去，也许这意味着高增长低成本时代将提前结束。

　　老龄化浪潮汹涌而至

　　俞敬忠指出，中国的老龄化不是自发的、渐进的过程，而是人为的、急骤的变化，它在社会（包括物质、思想、制度等）远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汹涌而至，大大超前于现代化进程。其突出特点有四：

　　一是骤然老化。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就进入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全国60岁及以上者为1.44亿，占总人口11%以上，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1亿，占总人口的7.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到本世纪中叶，65岁及以上老人将达到3亿左右，60岁及以上者将超过4亿。而英、法、德、意等整个西欧国家现有人口总和仅为3.5亿左右。引人关注的还有高龄化问题，80岁及以上老人可能超过1亿，是现有高龄老人的10倍，比当今世界其他各国高龄老人的总和还多。

　　二是未富先老。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美元以上，而我国刚超过1000美元。与“未富先老”相伴随的是“未立先至”，即养老制度尚未全面建立，老龄化就不期而至，给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如现有养老制度仅局限于城镇，只能顾及全国1/4的老年人口。即使如此，养老金也捉襟见肘，筹措困难。今后逐步建立城乡统筹的养老制度，并考虑到退休年龄人口与就业人员之比将从目前的1:6，到本世纪中叶可能变为1:2，养老金存在的巨额隐性缺口，简直让人不敢想象。一个祖辈多孙辈少的国家，怎堪重负？

　　三是晚景孤独。“四二一”家庭结构的到来，将形成中国历史上“一代孤独老人”。不论城市还是农村，身边无子女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

　　四是农村贫困老龄化。世界的老人中国最多，中国的老人农村最多。农村的老人处境最苦，农村面临“贫困老龄”化的陷阱。农村养老制度缺失，农村60岁及以上老人，目前享受退休金与保险救济的仅7.4%；“养儿防老”的传统开始断裂，从大家庭到小家庭，从多子女到独生子女，从儿女守在身边到外出打工，传统的“孝道’渐行渐远，家庭养老的功能在多重冲击下不断弱化。农村老人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两手空空，既无积蓄，更无田产，连自己的住房也无完整产权，勉强种点承包地，赖以解决温饱，一直要忙碌到劳动能力完全丧失的一天。

　　中国老龄化的诸多特点，都是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富裕之前骤然老化相伴随的。它将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资源配置顺序、居民消费行为、储蓄存款消长、家庭代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风险之一。

　　性别失衡亮起“红灯”

　　俞敬忠介绍说，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4岁以下儿童男女性别比率超过120:100，严重偏离正常范围(103～107:100)。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2004年新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仍高达121:100。在全国0岁～20岁的新一代中，男比女多2600万左右。这是限制生育的政策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重叠的必然结果，意味着今后有成百上千万进入婚育年龄的男青年难找配偶。有人估计，1990年代出生的人口在达到婚龄时，将会有10%的男性被挤出婚姻市场，首当其冲的是社会最底层、最边缘的群体。试想，如果困难群体的子弟，从小“上学难”，出了校门“就业难”，长大“成家难”，这对家庭、对社会将带来多么沉重的压力。

　　事实上，农民工的择偶困境已日渐显现。“光棍汉”一代，将主要是流动人口，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性压抑——性冲突——性疾病（包括艾滋病）——性犯罪等一连串问题，甚至还可能通过暴力等手段寻求发泄途径。现在中国有着历史上最大的流动人口，如出现婚配“危机”，将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

　　俞敬忠认为，新的人口问题，即人口结构的严重蜕变，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李光耀先生在2005年一次演讲中指出，因为极端的独生子女政策而造成人口急速老化，正是中国当下最大的劣势。他对中印两国作了比较，目前中国人口平均年龄33岁，印度只有26岁，而且差距还在不断加大。我国2004年0岁～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0.5%，65岁及以上老人占7.6%，而印度分别为36%与4%。印度的年轻人口结构赋予其巨大的潜力，而我国已经收获了控制人口产生的大部分“红利”，开始提前进入老年社会，这不仅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龙象的世纪之争，而且可能影响整个世界地缘政治格局。

　　人口问题的特殊国情

　　俞敬忠说，随着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是一种普遍趋势。而在我国，这种趋势来得更早更快，出现“未富少生”现象，这与“未富先老”一样，在世界上还找不到另一个先例。

　　从世界范围看，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最低。如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孩子数），澳门、香港分别为0.84与0.94，为世界最低；台湾省为1.20；韩国为1.23；日本为1.33，均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美2.1，法1.9，英1.7）。

　　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普遍较低。如独联体和东欧国家的生育率多数不到1.5，大大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

　　农村上亿年轻人涌入城市，从根本上冲击了封闭的农村传统生育观念。农民工身受城市文明的浸润，又处于工作不稳定、待遇低下、缺乏社会保障的境况之下，“迟婚少生”成了必然选择。据西部地区两个贫困县调查，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0年至1997年一直保持在11.6‰以上，最高年份达19.2‰，而随着农村外出打工人数激增，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下降，从1998至2003年平均为8.3‰，仅略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7.4‰)。

　　我国教育成本畸高，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平衡，子女教育已成为一般家庭的沉重话题。据世行资料，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4.8%，其中高收入国家为5.4%，中等收入国家为5.1%，低收入国家也达3.9%，而我国只有3.28%，距国家教育发展纲要提出的4%也有距离。现在就业压力加大，子女教育花费太高，使“少生优育”成为一种理性行为。

　　中国妇女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45.5%，几与男子相当，这在世界上乃属罕见。而职业妇女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生活节奏的加快，结婚年龄普遍推迟，不愿为多生孩子而受拖累。

　　中国作为中华文化圈的核心层，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加之长期实行严格的计生政策，使整个社会，特别是年轻人的生育观发生根本变化。当前，“少生”已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一种习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必然导致生育率超前下降。进入新世纪以来，虽不少地方对独生子女政策作了微调，有所松动，但我国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增长率仍持续下滑。从2000年至2005年全国人口年均增加809万，而前五年（1996年至2000年）平均增加1124万，年均增长数下降近三成。这充分反映，导致我国人口下降的主要因素，已从政策性控制变为自发性下降，即人们生育意愿本身的降低。

　　上述诸多方面的特殊性交织在一起，构成我国在人口问题上的特殊国情，从而使生育率的下降大大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现“未富少生”现象，形成了世界人口发展史上的特例。

　　决策须以科学预测为基础

　　俞敬忠介绍道，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22，近年来连续多次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都在1.3左右，这是超低水平，仅及世界平均生育率（2.6）的一半，甚至低于高收入国家（1.7）。需要指出的是，有关部门考虑到超生不报或迟报的因素，认为普查数据偏低，人为调高到1.8。从一个育龄妇女平均生1.22个孩子，一下子调高到1.8个孩子，等于平均要增加0.58个孩子，即瞒报率达50%以上。这显然是有悖实际的（同样是有关部门的说法，瞒报率是6%多一点）。

　　这里还有一个常识性问题，即实际生育率肯定低于生育意愿，因为这不仅受到生育政策的限制，而且还有10%以上的不孕人群。而如上所述，有关部门自身的调查，生育意愿仅为1.78，实际生育率怎可能达到1.8呢？退一步说，即使达1.8，还是令人忧心。有人说，1.8的总和生育率是“慢性自杀”，1.3的总和生育率是“急性自杀”。一个国家要保持人口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求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的可更替水平，即每个妇女一生平均生育2.1个孩子。这是一条底线，而我国早已跌破这条底线。

　　正确的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有关部门一再宣称，我国正面临“第四次人口增长高峰”，因而现行计生政策必须坚持。而实际是，当前生育旺盛期（20岁～29岁）女性人数是下降趋势，与30岁～39岁的女性人数相比减少三成以上，又何来新的生育高峰？

　　事实证明，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一直低于预期，使中央一再调整人口指标。1996年中央提出，到2000年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12.66亿，明显低于预期。为此，中央调整人口控制目标为：到2005年在13.3亿以内，2010年在14亿以内。然而，2005年实际总人口为13.06亿，再次低于预期。这使“十一五”规划将2010年的人口目标调低为13.6亿。

　　人口指标一次又一次低于预期，说明对人口增长态势的重大变化，即现在中国人口已完成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进入到现代型人口再生产类型，缺乏足够的估计。如果现在再沿袭长期以来控制人口的惯性思维，继续进行逆向调节，将使中国人口从相对萎缩走向绝对萎缩，最终导致人口优势的丧失，可能酿成更大的历史性失误。

　　实行新的人口方略

　　俞敬忠认为，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成功地实施了旨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减缓了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人口抚养比较低的黄金时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时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改善人口结构的新阶段，现在是到了从理念到政策实行重大转变的时候了。

　　中国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书写新的辉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行新的人口方略，其核心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珍惜好、保护好、发挥好中国的人口优势。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问题的关键路口，要适时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提倡鼓励适度生育，着力改善人口结构，积极提高人口素质，合理引导人口分布，科学开发人力资源。从我国实际出发，新的生育观的具体内涵，应该是“提倡两胎，儿女双全，宝宝健康，永续发展”。

　　应提倡鼓励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提倡两胎应该是全面的，公平的，普适的，即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宗教。计生政策在城乡之间宽严有别，已导致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农村，而受教育程度正好相反，这显然不利于人口整体素质的提高，形成所谓“人口逆淘汰现象”。

　　提倡两胎应该充分尊重个人意愿。是否生两胎，及两胎之间的生育间隔等都应让群众自主决定。提倡两胎应该有相应的政策配套。如发达国家为体现公平，激励生育，个人所得税一般按家庭人均收入计算，而我国按劳动者本人收入计算，类似的制度设计需要逐步进行改革。

　　世界人口发展史告诉我们：人为控制生育不易，要生育率回升更难，让人多生比少生还难。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先后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几乎都未见显著成效，未能从整体上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即使放开二胎，要担心的并非是生育大幅反弹，而是低生育的惯性不易扭转，生育率很难回升到更替水平，这才是真正的隐忧所在。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