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
编者按
在第七届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光明日报》刊发该报高级记者樊云芳的文章，纪念湖北日报原副社长、《楚天都市报》创始人、原总编辑杨卫平先生。湖北日报今日全文转发，谨表达我们对杨卫平先生的怀念。对生活充满热爱。治疗归来，杨卫平在武汉植物园留影。
病床上的杨卫平。
杨卫平带病与同仁一起阅报。（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孩子般的、灿烂的笑容,漆黑的眸子英气逼人,闪射出智慧、豁达和执著———杨卫平的照片,就立在我的书柜里,每当我去拿书,就会与卫平相对而视,还会在心底默默对话。6年了,一直如此。
一
是的,在我心里,兄弟,你并没有走。虽然那一天,就像刀刻般刻在了我心里:2000年8月14日中午,那个令人一直提心吊胆的时刻终于来临了,长途电话里,宋汉炎———时为湖北日报社总编辑———哽咽的声音发颤:“云芳,你听到了吗？现在病房里一片哭声……卫平,他,刚走了……”
话筒里清晰地传来了千里之外人们恸哭的波涛,令我眼前一阵阵发黑。事后知道,那天从上午起,你的病房内外都默默地站满了你的同仁。弥留中的你,对一切已毫无反应,但当你的夫人许琍哭喊着“卫平,你再看一看,你最珍爱的《楚天都市报》,发行量已达到百万份”时,处于深昏迷中的你突然一咧嘴,绽出了一个一如你平昔的灿烂笑容。你是笑着驾鹤西去的,这个时刻是12:03。顿时,病房里外响起了一片恸哭声。人们压抑眼泪已经很久了,此刻终于爆发出来。
1996年3月25日是你正式接手这份报纸的日子,当时还叫《楚天周末》,是湖北日报旗下一份发行连年下滑、经营面临困境的报纸。身为湖北日报社副社长的你,深思熟虑之后,给报社党委会递交了“请缨书”,力主“不能守摊子,必须创事业”,详细陈述了当时国内报业市场状况,湖北日报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将《楚天周末》改成一份生活类日报的可行性。文末,主动提出:“我不认为自己最合适,但我有这点勇气。”
当天的日记里你这样记述:“整整一天党委会。研究子报发展。我给党委写了一函,力主改为生活类日报。党委一致同意了。也同意我去主持……办一张生活类日报,将怎样发行？面对武汉报业的竞争,将欲取何策？算了,管了。45岁,还可以拼5年-10年,或许有所成,总比这么平平安安过得好。从今起,应当记下,这1500天至3000天将怎样过……我求什么？地位至极,还有何野心？名誉？无所谓了。只求做一番事业。至此,心里安宁了,劲头也来了,任今后有何风险。”
你壮志凌云,但面临着创业的艰难和失败的风险,报社一些同行婉言谢绝了你“加盟”的邀请。于是,4月16日的日记里有了这样的内容:“似乎没有退路,只有找年轻人,他们会盼望事业,盼望实现,我不能、也不应亏待他们。”
1996年11月12日,《楚天都市报》试刊号终于面世。傍晚,细雨蒙蒙的武汉街头,出现了一位副厅级“卖报员”。你,带领着全体采编人员,将印刷精美、油墨飘香、运载着丰富信息量与清新内容的报纸,送到了武汉市民手中。
但命运冷酷地“戏弄”了你,仅仅过了一个半月,你就被确诊患了鼻咽癌。这个冰冷的诊断结论,把所有人都惊呆了。秋瑾有句名言:“革命未捷身先亡,常使英雄泪满襟。”而你的事业才刚刚开头啊!你打电话给我,问:“大姐,你告诉我实话,化疗或放疗,到底有多痛苦？”想到你将要经历我刚经历过的一切痛苦和磨难,我心里无比苦涩,一时不知如何表达才好。电话那头的你似乎明白了,说:“大姐,你放心,你承受得了的,我也一定承受得了,你战胜了死神,我也一定能战胜它!”
我相信这话并感到宽慰,因为我了解你,兄弟。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你竟选择了带病创业!作为“过来人”,我深知化疗或放疗的滋味:有时简直是生不如死。我也深知,一个癌症病人,一边挣扎在鬼门关前,一边还要创业，就犹如在刀尖上跳舞。但我后来想明白了:作为一个老报人的儿子,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高才生、一个视新闻事业如生命的人,创办一份老百姓喜欢的报纸是很多年的心愿,因此,此时此刻,这个在别人看来匪夷所思的选择,在你却是必然和唯一的选择!但我想象不出的是,你是如何在身体与事业双重的“绝境”中,顽强地前行了3年多的？你以怎样无畏的心态面对死神？
今天,我读着你的日记,沿着你的心路历程体味你当时的内心世界,禁不住泪流满面:
“1997年2月26日:“昨日在我脸上划了线,正式成了癌病人。一个平时感觉很遥远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心总觉得沉。脸上划线,像旧社会犯人刺的黥印,是给放疗时做标记用的。大家戏谑这是划版划到脸上了,这是报人语言的表达方式。“癌上了身,我表情上挺放松。有时静下来,也不由问自己,真的不怕？不怕,是因为这种鼻咽癌治愈率高,发现又早。怕,是因为毕竟是癌,确乎要爱护生命……“倘遭了此一劫,换个什么福分？让我选的话,我便选《楚天都市报》的成功。为此,付出更多些,我也值。”
“1997年2月27日:“静静地躺在冰凉的钢床上,昏暗的灯光中,我被移到两条十字相交的红灯线的中心。医生们七手八脚地忙着。‘往上移,再来一厘米,’‘往左去。’终于对正了。一束红光对准了我的喉咙中心。“‘不动了。’医生命令我。于是,凌乱的脚步声朝门外涌去。室内寂静无声了。“‘轰隆隆’的轴承声,深厚而凝重,这是在关大铁门。‘口瞿’一声哨音般的清脆笛鸣后,继而一片白光蒙住了我已闭住的眼睑,只听‘嘶———’一片哑笛般的声响,不足一分钟,便停了。又一声‘口瞿’鸣,算是宣告结束。“于是又转向左颊、右颊。这叫‘三野’。一个怪单位,野。据说要做120野,哪怕以每天3个单位,也要做40天,除去周六、周日,整整做8周。两个多月,艰难的岁月,我将怎样熬过。“两次治疗后,嗓子感到干,火辣辣的,不得不时常以水养之。喉咙里血尚未尽,身上不胜于力,有些疲乏了。”
“1997年3月11日:“放疗第八次。口干继续加重。继左嘴角长疱疹后,今日右嘴角又生出‘胡须’……这两天报纸一版似有‘可读点’,只是‘连续’过于集中,恐难免疏密难控。”
二
记得1999年春天,我到武汉采访,你我相见,都有劫后余生之感。在我眼里,你依然风采奕奕,雄心勃勃,当时,《楚天都市报》的发行量已接近50万份———仅仅创刊2年多呵!在武汉的报刊史上,还没有哪份报纸达到过这样的递增率!但你看得很远,你说:“大姐,《楚天都市报》的羽毛还尚未丰满,我们要立鹏程万里之志。”我发现,唯有你变得嘶哑低沉的嗓音,留下了做过严酷放疗的痕迹。“看来我这条命已经拣到了,声带受了点伤,这无关紧要。”你语气中充满乐观。我劝你还是不要太劳累,你的夫人许琍忍不住“揭发”:“大姐啊,你不知道,他早已不把自己当个病人了,非但正常上班,还骑着自行车去投递报纸。”
我大吃一惊,不明究竟。你吃吃笑着,给我叙述了经过:去年11月下旬的一天,寒风刺骨,你清晨5点多起床,带上中药瓶,赶到了江岸发行站,借了一辆旧自行车,与两个发行员一起沿街投递。从赵家桥,经永清路,一直到解放大道,穿街走巷,骑车3个多小时,投递了300多份报纸。
“这是为什么呢?有必要这样做吗?”我问。“大姐,你这就不知道了,不亲自走一趟,哪能精确掌握一个投递员平均投递300份报纸所需的具体时间和劳动强度?跑那么一趟,我把发行部每天的‘发行周期’又往前压缩了半个小时,这么一来,90%的读者中午回家,门口的报箱已塞进了当天的《楚天都市报》。你说我这一趟跑得值不值?”
你还自豪地告诉我:去年夏天长江发特大洪水期间,其他报纸常无法当天送到读者手上,唯有《楚天都市报》能!《楚天都市报》的发行员们甚至穿越暴雨,把报纸发到被洪水包围的灾民手中。
你兴致勃勃地带我到《楚天都市报》社参观。在评报栏前,你指着报纸一版告诉我:“这块黄金版面,是要闻版,广告发多了,读者要看的新闻就会减少。有的企业老板提着现金来找我,要在一版发半版广告,我告诉他,只能按规定发5厘米高,即使你出10倍的价钱,都市报也不能损害读者的利益。”在编辑部,我看到,在《楚天都市报》每个采访本的扉页上,都印着这样4句话:“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帮市民之所需,解市民之所难。”这,就是你、也是都市报办报的理念。
那次送别时,你给我带来了当天的《楚天都市报》。在回海口的飞机上,我一直津津有味地研读着这份报纸,我发现,《楚天都市报》不是以“狗咬人”的新闻招徕读者的,而是以丰富的信息量,一定的文化品位,对读者的热忱服务，有力度的舆论监督赢得读者。一种由衷的钦佩在我胸中升起,说实在的,卫平,我真为你这个兄弟感到骄傲。
但两个月后,不幸的消息再一次让我的心颤栗:癌细胞在你体内转移到了骨骼,而且是广泛性转移!听得出来,许琍是强忍着悲痛与深深的忧虑,而你,在电话里还是那样乐观、豁达:“大姐,我不会屈服的,你放心,我会抗争到底。究竟谁笑到最后,现在还说不定呢!”我可以想象出来,你英气逼人的眸子在闪闪发光,向死神发出无畏的挑战,你孩子般灿烂的笑容绽放在嘴角,向你的读者和朋友们传递着坚定的信念。
在日记里,你这样记载:
“1999年6月15日:“本世纪末最后一个夏天,我的癌居然又转移了,但似乎劫数未尽……12日请诸专家会诊,拟先做两个疗程化疗,再放疗,再做两个疗程化疗。”
“化疗终于开始了,6月15日下午5时,注入顺柏200毫升,继而注入平阳霉素约40毫升……夜8时,平阳霉素开始发作,先是寒颤,又是低冷,又是高温,高到39.5℃。完全靠内力抗之,医务人员辅以退烧药物,输氧,冰枕,至夜12时,终于退烧。”
“1999年6月16日:“今天是化疗第二天,用的化疗药颇平安,是五福嘧啶,共1000毫升……但毕竟是化疗药,苦难难以估计……好在今日未出现大吐。”
在化疗的病床上,你一手接受滴注、一手执笔写出了《社会主义的大众化报纸》这篇论文,文章中的思路,凝聚了你多年的思考,给同仁们以深刻的启迪;走出化疗病房,你的身影还天天出现在《楚天都市报》的办公室里———你知道不,听着你吃力地讲话,一边被癌痛折磨得冷汗淋漓、嘴唇发抖,看到你的身体一天天瘦弱,整个都脱了形,很多人背过身子悄悄擦泪,心里刀割般地痛。
阅读和回复读者来信,也依然是你的“必修课”。读者李美珍的来信,有两个特点:字迹不好认;纸张很零碎。每读她的来信,你都要戴上老花眼镜。在你去世后,李美珍深情地回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虽然与杨总编从未见过面,但我能回忆得起来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稿件与报纸的事,我曾先后8次写信给杨卫平同志,每次他都非常及时地责成有关人员给予答复或解决。现在我才知道,这些都是杨总在身患绝症、生命垂危之时做的。”
三
尽管死神在步步逼近,你依然向周围的人倾注你海一般的深情和关爱。
一位部主任得了胃病,你连夜提着水果到他家里探望。长谈中,你敏锐地察觉到,编辑记者为赶稿往往吃不上晚饭。一个星期后,营养晚餐每天下午6点准时送到了编辑部每个采编人员手中。
2000年初农历小年那天,《楚天都市报》组织了一顿“帮困团年饭”,当时你已只能勉强进一点流食,髋骨部剧痛已不能弯腰,行走困难,但你坚持来与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一起“吃饭”,看到大家吃得高兴,你脸上绽放着温柔的、深情的、灿烂的笑容。呵,兄弟,你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了什么叫“热爱人民”,诠释了“铁骨柔情”这4个字的深刻含义。
原湖北日报的总编辑宋汉炎,流着泪向我赞佩你是个“全才”：“卫平在报社当过多年记者、记者站站长,论新闻敏感、新闻写作,他是个优秀的记者;后来任报社副社长,论经营,他是报社难得的人才;现在他主办《楚天都市报》,又是个出类拔萃的报人。而且,卫平是德才兼备的:《楚天都市报》从第2年起,就成了《湖北日报》‘一只下金蛋的鸡’,但卫平依然是那样的谦逊、廉洁、自律。”
对宋汉炎的评价,我和爱人丁炳昌深以为然。我们与你的友谊就从你当记者时开始。当时我俩是光明日报驻湖北记者,作为同行,我们之间有过几次难忘的合作,你的真诚,你的大度,你的才华,你对新闻的执著追求,特别是你每逢大事有静气、心如止水般的宁静和淡泊名利,使比我们年轻近10岁的你,成了我们最看重、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从创刊号的2000份,到1997年的18万份,1998年的43万份,《楚天都市报》一年一个台阶。1999年底,《楚天都市报》的发行量飙升到了70万份。2000年8月初,发行量突破96万份,创下了武汉市报刊发行的天量。此时的《楚天都市报》,已经是一张在全国都市报里举足轻重的、居领先地位的报纸,而你本人,已经是全国报人中一颗正在冉冉升起、引人注目的明星。卫平,你知道吗?当时许多同行人士正在询问、在关注、在探寻《楚天都市报》成功的奥秘,那近百万份发行量和2亿元广告额的秘密武器究竟是什么？
而《楚天都市报》那飞速崛起的4年,正是我国经济比较低潮的时候,是许多报纸发行量下跌、广告额下滑的时候,而《楚天都市报》的发行量却直线上升,到处可见手执《楚天都市报》的人,茶余饭后,市民们津津乐道着《楚天都市报》的“名记”。这一现象,说明什么？显示什么？启迪什么？
而百万读者尚不知道的是:这张报纸的主要创办人是一个已经身患绝症的人!是在得了鼻咽癌之后、在连续4年几乎不间断的放疗和化疗中,创办了、并带领着这张报纸,一步步走向辉煌!这算不算是中国报刊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此刻———2000年8月中旬,这个奇迹创造者的生命之烛,也已燃烧到了尽头,50岁的你,已超前燃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蜡。丢下了自己的老母、妻儿,丢下了深爱着你的广大读者和同仁。
是的,你是笑着走的,你遵守“诺言”,笑到了最后。那天与你告别,千人悲哭泪如雨,告别厅正中挂着的一副挽联,写照了你光彩的一生:“胸怀五洲阴晴,秉烛笔耕,斟字酌句,唱响楚天都市颂;心系千家冷暖,抱病操劳,鞠躬尽瘁,铸就中华报人魂。”
四
卫平,你一定看到了:就在你走后2个月,许琍抱着你笑容灿烂的遗像,到北京登上了第四届韬奋新闻奖的领奖台。听说在评奖时,你的事迹与品格深深感动了所有的评委,你是以难得的全票获得这个中国新闻界最高奖项的。
卫平,你也肯定看到了,在你走后,你一手带出来的“新兵连”没有辜负你的期望,今天的《楚天都市报》连续6年保持在发行100万份以上。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无论是总编辑,还是普通司机、扫地工人,他们对你的深情与怀念不减当年,听说每年清明,自发去给你扫墓的员工不下百人!由此,我体味到了什么叫“虽死犹生”!
卫平,你的英年早逝,不仅是湖北新闻界的损失,而且是中国新闻界的损失。很多同行认为,按照《楚天都市报》的发展势头,凭你的实力和潜力,你应该在中国的新闻改革中作出更加轰动的贡献,但你过早地走了,这也是令很多同行和朋友痛心疾首、恸哭流泪的原因。
卫平,唯一可告慰的是:你不长的一生,是有作为、有价值的一生,是可以回顾往事问心无愧的一生,是给你的报社、同行和读者留下宝贵财富和不尽回忆的一生。人来到世上能有你这样的一生是值得欣慰的。我们不仅为你的英年早逝而痛惜,更为有你这样的同行、朋友和兄弟而自豪。
卫平,现代医学尚无法留下你,但在我们心中,会永远留下你灿烂的笑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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