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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萨特，我们无地自容
撰稿／沈嘉禄（记者）
以绘画向萨特致敬
最后一批葡萄收下来的时节，远在法国中部历史名城普瓦提的圣·波诺瓦大教堂，中国油画家钟鸣的个人画展拉开了帷幕。普瓦提市长主持了开幕式，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赶来祝贺并作了15分钟的讲话。这位对艺术很有造诣的前总理说：“钟鸣的画以东方的笔触，结合西方的色彩与色调，完全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结合，是东西方的，阴与阳的结合。”
直至本文刊发，这个画展还在大教堂里展出。 在教堂里举办古典音乐会，欧洲人似乎有这个癖好，但举办画展的不多，因为昏暗的环境不利于细细观赏。也因此，钟鸣曾对这个画展的效果表示过怀疑，后来实地看了灯光设计，他释然了。“画有多大，灯光就打多大，此外都是黑的。这样一来，作品等于躺在手术台上，导向性特别强。”那么在教堂里办画展，可以看作是对画家的崇高礼遇。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必须回到26年前。那是思想解放春潮急剧涌动的1980年，钟鸣的作品《他是他自己——萨特》参加北京油画研究会的画展，引起美术界和思想界的巨大震动。画家在离虹桥机场不远的画室里向记者回忆当时的文化氛围：“这个时候很多中国人都是第一次听说萨特，我也是从他的中译本著作《存在与虚无》和剧本《禁闭》中了解他并获得了心灵激荡。他的名言‘他人即地狱’诱使我对存在主义哲学进行认真探寻。而这也是当时西方哲学思潮进入中国后，在开始解冻的知识界引起的反响。尼采、萨特、海德格尔成了我们这代人追求思想解放、探索生命价值的动力。”
这一年春天，法国传来消息：萨特永远离开了被他质疑的世界。短暂的哀伤之后，钟鸣决定以绘画形式来纪念这位对中国的思想解放起到推动作用的哲学家。但当时萨特的图像资料并不多，最后他从一本杂志上找到了他的黑白小像，半年后，就有了这幅巨作《他是他自己——萨特》。画面上，背景的红色占了整块画布，萨特在画面的右下角思索着，紧抿的嘴唇和下视的眼睛表现出一种孜孜以求的意志和倔强性格。这种构图和处理手段，在当时仍然以主题意义为判断标准的1980年，果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前来观展的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官员当场购下这幅画，运回法国后送给了萨特的“自由情侣”波伏娃。这一年，钟鸣30岁。
再画萨特的用心
2004年出版的《80年代新中国美术》一书给了钟鸣恰当的评价，将这幅作品与罗中立的《父亲》和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一起列为具有标志性和开拓性的里程碑式作品。书中有这么一段话：“钟鸣提出艺术的自我表现，是对创作自主的呼唤，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艺术界无疑是一枚炸弹，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自我表现是不是美术的本质、自我表现是不是美’的大讨论。”这样的命题在今天看来是相当幼稚的，但在25年前，却是一个破冰的话题。
“当时你对萨特有多少了解呢？”记者问。钟鸣坦率地回答：“并不多，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萨特长得怎么样，但都拿萨特来壮胆，我也有这个意思。只记得当时画的时候热血沸腾，很冲动。”
25年后的2005年，萨特诞辰一百周年，经过生活的磨洗，钟鸣变得更加成熟，他决定再次以绘画向大师问候。在这幅长2米多，高1米的巨作中，钟鸣截取哲学家面容最具神采的局部，然后放大到极限，色彩是鲜明单纯的，富有一种悲怆的诗意。一只天生斜视的左眼并没有像第一次绘画时被善意地美化，而是忠于事实的写照。松弛的眼袋虽然透露了终生探索的疲惫，却不能挡住双眼闪烁的灵光，烛照着芸芸众生。这双眼睛，也因此多了几分深沉和怀疑，还有对当下人类命运的严重忧虑。
去年秋天，钟鸣将这幅画拿到上海美术馆，在他的个人画展上仍然是一个令人注目的亮点。“为什么取名为《哲学死了——萨特》？”记者问。
钟鸣报以苦涩的一笑。1984年，他到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和英国皇家电影学院留学，也曾在BBC出版社搞过数年平面设计，回国后成了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拍过不少片子，还写了不少文章，在海外报纸开专栏。但他对萨特的敬意，并没有因为哲学家在中国的身影渐行渐远而有所减退。“有一次我去巴黎，在一个萨特生前经常与波伏娃光顾的咖啡馆前，那个小广场已经被叫作‘萨特广场’，那里竖着萨特与波伏娃的肖像，但我看到有人在他们的肖像上恶狠狠地刷了油漆。这就是哲学在今日欧洲的遭遇。在中国也相似，哲学家的处境最直接地印证了精神的贫乏。所以我再次反映一代人的呼号：哲学被金币压倒在地，但是萨特的探索精神不应该失却。”
就在这次画展上，钟鸣再一次让法国人激动了一回。法国驻上海总领馆的官员当即向他发出邀请，2006年是塞尚诞辰100周年，希望他去办一个画展。于是，在今秋的普瓦提教堂里，钟鸣将画展命名为《致敬，塞尚》。“与萨特一样，塞尚对印象派后世界美术界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开创性的。而他的探索意志也表现为极具个性执著与坚强。”钟鸣表示。
据钟鸣太太说，这次画展上的一百多幅作品差不多已经都被法国人买走了。钟鸣从塞尚身上汲取了一种对色彩的深刻认知的灵敏度，故而他的作品在法国人眼里，既不失中国神韵，又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相吻合。
中国留洋艺术家要坚守
11月7日，钟鸣将在上海徐汇艺术馆继续他与大师的对话，这个画展很偶然地被策展人命名为《致敬，塞尚》，不过作品与法国展出的不一样。在他的画室里，刚刚完成的塞尚巨幅肖像画以简练的线条和单纯的色块，表现出塞尚的命运与性格。作品完成后钟鸣在画面一侧写下一行法文：孤独造就了坚强。
选择萨特与塞尚，是画家对前辈大师的歌咏式礼赞，更是他对哲学思考的留恋和精神家园的守望。相比今天物质丰富的年代，钟鸣似乎更怀念读中学时的年月，更怀念6岁起开始在北京市少年宫的学画经历。“这其实是让很多人陷入矛盾境地的尴尬现实，没有谁希望回到过去，但相当的精神迷失又让文化人满腹牢骚。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我们应该更严肃地审视自己，剖析自己，使我们比较地清醒起来。向大师致敬，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哀悼。”
话锋转到在海外中国艺术家的生存现状，拥有多年海外留学与谋生经历的钟鸣认为，“欧洲的艺术空气固然不错，但相对而言，中国艺术家在法国还是比较容易获得成功，能够找到一些边缘的设计任务，跻身主流社会的也有，比如赵无极、朱德群，还有严培明，但在英国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英国学艺术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或者被迫改专业是很正常的，靠艺术本身生存很难。他们的艺术家都是业余的，本身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收入稳定，跻身中产，然后按照各自的兴趣涉足艺术。这些艺术家既没有市场方面的压力，也不会随波逐流，个性就容易张扬，就会更自觉地关心艺术品质和自我的内心诉求。而我所了解的一些中国艺术家，基本功都相当扎实，但为了度过生存关，就必须去做一些很低端的设计工作，如果在那里娶老婆生孩子的话，生活压力就更大了。长期做一些劳务性的事，会剪断艺术触须，艺术品质也会大幅下降，并且有钱之后也很难融入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这就是中国海外艺术家的悲哀。我的朋友中，还有一些在美国的，如果从事低端的写生，比如在街头画肖像，好像也能生存下去，但他们心有不甘啊，那么回国吧，又怕被同行看笑话。这种心态导致不少人在艺术与生存之间徘徊。近年来，随着中国形象的改善，欧洲国家对中国艺术家的看法也在改变，中国艺术家的地位有所上升，不再陌生或歧视，但他们的民族个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艺术趣味，对中国传统的东西还是有点抵触的。所以，留洋的中国艺术家会迎合他们这种趣味。那么这部分人回国后就将欧洲的趣味带起来了，再影响国内的艺术思潮，造成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这个现象是值得研究和警惕的。”
钟鸣是研究过哲学的，至今在他的书架上，还插着许多东西方哲学名著，在他的作品中也会引用一些老子、庄子的名句，故而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一直保持着犀利的追问目光。他还说：“就当代艺术的发展态势而言，我们有必要向欧洲学习色彩和构图，了解他们的理念，特别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但是我们更应该依靠东方哲学立身，用东方的思维与目光观察西方，把握自己的话语权。东方哲学是我们的根。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构建和谐社会，建立一个繁荣与稳定的世界的前提与共识下，东方哲学远远没被我们研究透，更别说西方人了。所以，向萨特致敬是必要的，向老子致敬也是应该的。”
就在钟鸣负笈英伦那段时间里，他曾回国以明代崇祯七年印行，由计成撰稿的《园冶》为蓝本，以苏、杭、扬等城市数十座私家园林为研究对象拍摄了许多照片，编成书后交美国耶鲁大学出版，这本书名《中国园林》的摄影集如今在网上已经叫到数千美元了，他还想再版。最近，芝加哥一家私人博物馆的主人看了这本摄影集后，就叫钟鸣设计并建造一座面积达40万平方英尺的中国园林，钟鸣坚持不用一枚钉子，不用一桶水泥，假山奇石、花木植物也从中国运过去，“原汁原味，这是我开出的先决条件。”他说，“我要让老外知道，这是中国文化，信息不能有一点走失。”
据钟鸣私下对记者透露，他肯定会画老子、庄子和孔子。“我还要画陈寅恪和辜鸿铭，石涛、八大也是我高山仰止的大师，他们的形象很早就在我的脑子里活动啦。” (责任编辑：王玲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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