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诺华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思乐的行程表上，每年11月总有几天行程是固定不变的：岁岁此时，这位长得酷似法国影星让·雷诺的CEO都会腾出一个周末飞越半个地球，来上海参加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今年也不例外。不过，这次他还多了项事务：出席明天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有限公司的揭牌仪式。

　　对魏思乐来说，这座早在“非典”时期就开始酝酿的研发中心不仅是他开拓中国市场的希望所寄，更是他押在上海这只巨型轮盘上的最大一注———其总投资高达9800万美元，已创下诺华在中国的投资金额之最。毋庸置疑，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注定会一直让魏思乐牵肠挂肚。

　　而怀着同样心绪的又何止魏思乐一人。在他之前，西门子上海中心———西门子华东总部4日宣布落户上海杨浦区。作为市长咨询会的成员，西门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菲德博士在其短暂行程中特别安排了这样一个活动：在上海市政府贵宾厅，用信息化手段为未来的西门子华东总部大楼“虚拟”奠基。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上海已累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49家、投资性公司144家、研发中心191家，其中国家级地区总部累计达到14家。

　　上海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让如此多的跨国公司对之情有独钟？

　　怀旧之结

　　在一些跨国公司CEO的眼中，选择上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选择一种难以磨灭的记忆。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被誉为“远东第一都会”的上海滩就已是万国云集、资本竞逐之所。当年的“十里洋场、万千气象”至今仍令不少业界巨子魂牵梦萦，友邦保险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第一家获准在中国大陆设立的外资保险分公司，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于1992年9月25日在沪开业。1996年，友邦保险签署租赁外滩中山东一路17号大厦的租约，租期30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厦正是友邦创始人史带先生当年在上海开设友邦前身———亚洲寿险公司时的旧址，对友邦的意义非同寻常。如果把时间“闪回”到1919年，当初史带先生创办这家寿险公司时或许并未想到，他的公司将作为唯一起源于中国的美国公司而载入史册。同时，这也是第一家为中国人提供寿险产品及服务的外国企业。

　　80余年后，随着友邦上海分公司重回原址办公，这家全球第一大保险公司终于得偿“旧日重来”的夙愿。今天，以创始人史带先生命名的“史带投资集团”董事长暨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再次光临上海，参加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除了格林伯格，同样对上海怀着浓厚故旧之情的还有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和普华永道。作为汇丰集团的创始成员和集团在亚太区的旗舰，汇丰银行于1865年在香港和上海成立。2000年5月，汇丰将其中国业务总部从香港迁至浦东，成立汇丰驻中国总代表处，统筹内地的业务发展。由此，汇丰银行也得以“回归故土”。

　　作为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普华永道于1906年首次进驻上海，到今年为止已有整整100年的历史。尽管中间有一段时间，普华永道一度离开中国，但改革开放以后，这家全球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难掩对上海的怀旧情结，早早便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此后，普华永道的中国业务如日中天，多年来在“四大”中独占鳌头。

　　利益之逐

　　所谓“天下熙攘、利来利往”。尽管部分跨国公司对上海心动的原因是受到一种怀旧情绪的熏染，但如果没有利益的驱动，心动并不能转化为行动。不可否认，所有跨国公司来上海发展的最直接动机还是为了追逐利益、谋求更广阔的市场。

　　美国如新企业集团执行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林克礼今年刚把公司的地区总部从广州搬到上海。对于此举，这位去年曾应邀出席过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为上海“献计献策”的“老外”企业家直言不讳地表示，上世纪90年代，广州属于中国消费水平较高的城市，与香港的商务往来也非常频繁，所以他们把总部设在那里。而上海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经济增长趋势很明显；上海市政府又出台了《上海市鼓励外国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与8年前他们刚来中国时的情形截然不同。把总部放在上海，对如新公司未来的发展十分有益。

　　“这（把地区总部安在上海）肯定是上策。因为至少我们在降低采购成本、获得优质人力资源方面会得到很大的便利。”英飞凌一位外籍负责人如是说。这家著名的IC企业两年前同样把中国总部设在了张江高科技园区。

　　世界药业巨头辉瑞公司董事长金德勒则直截了当地称，辉瑞看好上海经济的发展，已将辉瑞中国总部和研发中心搬来上海，因为这里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人力资源支撑。

　　由于宏观基本面持续向好，众多跨国公司已从上海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深受其惠。数据显示，今年1－9月，上海吸收合同外资108.28亿美元，同比增长1.08%，实到外资57.3亿美元，同比增长1.5%，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1－9月在沪的外商投资企业则实现销售收入11205.55亿元，同比增长10.9%；利润总额594.17亿元，同比增长27.9%；实缴税金339.76亿元，同比增长17.6%。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利润多寡是资本是否进入某一领域的决定性因素。而利润来自于收益与成本的核算：收益由市场需求决定，政策和制度则能通过增加或减少“交易费用”而改变部分成本。对精于算计的跨国资本来说，中国巨大的市场空间和上海作为经济龙头城市的地缘特性是吸引他们如雨骈集的“硬”磁极所在；而本地优越的“软”环境则降低了“交易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创新之都

　　上海不仅是一座经济重镇，更是一座创新之都。跨国公司的进驻不仅带来了资本、技术，更带来了创新的思维和理念。如果说怀旧诉说着过去，利益对应着现在，那么创新则预言着未来。

　　10月22日在苏州召开的“2006中国经济增长论坛”上，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6中国自主创新报告》，根据各地企业对所在城市创新环境评价进行综合评分，上海的创新环境综合值居全国之首，同时上海还被认为是国内最理想的建立企业创新中心的城市。

　　国家统计局今年9月进行了此次企业创新专项调查，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为调查对象，在全国挑选了40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调查，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和兰州等。

　　“这些城市主要由各地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经验相对比较多的城市组成，相对来说，这些地区企业的创新情况代表着中国企业创新的基本方向。”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介绍说。

　　调查表明，创新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创新环境评价较高的前10个城市按分值高低排序依次是上海、杭州、青岛、深圳、苏州、北京、常州、烟台、广州、绍兴。

　　今年以来，上海在吸引外资的领域拓展方面出现的六个“第一”，是对这种创新的鲜活诠释。这六个“第一”分别是：第一家中外合作非法人制创业投资企业“上海联创永宣创业投资企业”；第一家外资金融机构设立的管理型地区总部“安盛拓展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第一家为第三方提供档案管理服务的企业“嘉柏（上海）档案文件有限公司”；第一家外资创意设计企业“上海绿山创意美术设计有限公司”；第一家中外合资航线维修企业“上海外航瑞科飞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第一家外资职业介绍企业“联科（上海）职业介绍有限公司”，该项目也是CEPA项下的第一家独资职业介绍机构。对跨国公司来说，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前往遥远的地方，争取更低的成本和现成的资本，最精明的公司还到远离本土的地方寻找创新———这是上海成为跨国公司创新热土的“外部性”根源。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曾经说过———“要获得更多的点子，就得走出去。”宝洁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富礼则表示：“为创新扩容，是我们增长战略的核心。”

　　在“内部性”方面，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直接联系国际市场，创新的成果容易得到商务机会。而且上海大规模的展会和技术博览会很多，也是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会展城市，这直接打通着企业、技术、市场之间的通道，跨国公司也愿意把上海作为展示最新技术的舞台。

　　而根本而言，上海成为创新之都的源泉，还在于制度创新。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曾在发布《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时表示，上海市政府将主要围绕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提高行政服务水平。上海市政府将努力做到对各类企业待遇一视同仁、政策一视同仁、服务一视同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积极参与上海城市创新体系，也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参与上海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而本次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主题正是“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显然，在创新这一点上，跨国公司与上海市政府已经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