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到10月，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先后有5名法官被中纪委、最高检“双规”或逮捕。此外，深圳市中院已有20多名法官、8名律师被调查，另有几名律师“出国”，调查面在不断扩大，并涉及深圳基层法院法官。

　　这种现象在近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05年3月，阜阳中院一名副院长、三名庭长和数位法官被双规。现在，这些法官已经大部分被定罪判刑；2004年5月，时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吴振汉和10多名法院庭局负责人、法官涉嫌严重违法违纪。反观一些发达国家，法官的腐败要少得多。如新加坡自独立至1994年，没有一名法官犯案。德国上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法官犯案。美国自立国两百多年来只有40余名法官犯案。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文化具有天然的司法腐败基因。以笔者多次作过实地考察的美国科罗拉多法院来说，之所以“两百多年来从未有过腐败的法官”，还是因为其法官的产生与监督制度、工作机制的完善。

　　首先，从法官产生的机制来看。科州法官选拔的基本程序是：在法院组织由律师和非律师组成的提名委员会，由提名委员会从本地区执业5年以上的律师和检察官中选择2-3人作为补缺候选人；由州长或者县长、市长在需要补缺时从这2-3人中指定一人。为了帮助提名委员会成员投票、决定是否留任某一法官，立法机关要对法官定期进行评估，并公开评估结果。

　　再次，从对法官的监督来看。1988年科州立法创设了司法执行委员会，目的是为投票人提供对法官和其司法行为公正、负责、全面的评估。该委员会任期为两个4年，有10名成员，由首席法官和州长每人指定一名律师和两名非律师、参议长和众议院发言人每人指定一名律师和非律师组成。司法执行委员会的评估结果不断提供给法官提名委员会成员，也反馈给法官，以便他们能有所改进。上述评估结果由立法机关以“蓝皮书”的形式出版，并送达给每一个注册的提名委员会成员。另外，科州还有一个针对法官道德行为进行观察的“科罗拉多司法纪律委员会”来处理公众对法官的投诉问题。该委员会由4名公民、2名律师、2名地区法官和2名县法官组成。

　　最后，法官审理案件时有完备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的体系内容很多，举其中的“集中审判”一例来说：一个即将审理的案件在事前不确定由哪几位法官审理，而是在开庭或者即将开庭的当天或者前一天突然选任法官；开庭后案件不能中断审理；当庭判决。特殊案件在必要时进行全封闭式审理，这时，法官不能回家，由法警监督到特定的旅馆休息，与外界不能有通讯联络、不能接触他人和获得新闻。违背上述程序的可能进行“程序更新”，即重新组成审判组织进行审理。

　　中国的司法改革已进行10多年，但是一些重要的法院改革措施并未实施。

　　首先，从法官的产生来看，我国法官选拔没有体现社区民众的参与。第二，从对法官的监督来看，我国法官的监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上级机关的监督，二是人大的监督。但这二者都存在问题：前者与法院层级（上下级法院）独立原则相矛盾；后者则与司法独立于立法相矛盾，所以监督很不到位。第三，案件的审理程序很不完善，我国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是司法程序本身不合理。一个合理的程序应当通过程序机制使好人不会变坏、坏人不能更坏。现代法治国家早已探索出了一套完整的理想的公正程序体系，那就是法官中立、控辩平衡的对抗制司法程序。

　　而我们现在的法律对临时组成法庭没有规定；审前阅卷了解案情仍然“有法可依”；庭审除受到审理期限限制以外，对中断期间无规定；“另期宣判未有期”，当庭宣判反而成了新闻，等等。

　　我认为，在现有政治体制下，上述体制与程序问题的改革也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我们应当反思现有的司法改革路径，从制度上对法官腐败问题确立切实可行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