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达志

　　11月6日《新京报》刊发《“圆梦行动”助学款延误3月未到账》一文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于7日派人去山西调查此事。而受捐人刘海兰证实，捐助款7日刚刚收到。该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对记者说：“为什么捐赠人孙家洲能通过电话辗转找到刘海兰，而山西青基会却不能，这至少说明我们的机构工作不力。”（见11月8日《新京报》）

　　中国的各级青基会是独立法人，一般挂靠在当地民政部门，但又是同级共青团组织的内设机构，这就难以避免行政化和官僚化倾向及其弊病的产生。因为在一个缺乏监督的行政机构里，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往往缺乏内力的推动。在信息化时代，受捐学生刘海兰所在省的青基会要想找到她，不费吹灰之力，可消息中说，他们以“受助学生提供的信息不够准确、完整”为由推卸了应负的责任。

　　我曾向在美国密歇根州注册的“爱心传递教育慈善基金会”捐了一小笔款子，用于为国内穷困山区中小学生购买图书。该机构工作人员均是有稳定职业的义工，不为名不为利，工作尽心尽力。

　　国内也有不少民间人士热衷于此项事业，但由于缺乏适宜的环境和气候，大多中途夭折，其中原因值得研究。

　　我并不主张以民间的慈善机构去替代像青基会这样的准官方组织，因为两者的作用都不可或缺。假如我们在进一步做好青基会工作的同时，发挥民间慈善机构的力量，使其与青基会形成良性竞争态势，那么，就有望最大限度地促进双方的工作，增强各自所属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事业心和工作热情，从而避免上述情况的频繁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