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诗如画的康定城。谁能想到她是炉客的后裔。

　　文／图记者金石

　　百年以前，在茶马古道的川藏交界附近，曾活跃着一批来自陕西的商人，他们为茶马古道做出了重大贡献。当地人用陕西方言尊称他们为“大”。

　　户县曾有大量“炉客”

　　一个偶然的机会，西藏驻西安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列珍告诉记者，她的家乡在川藏交界的巴塘县，那里有许多陕西商人的后裔，虽然多已成为藏族，但还保留有汉族的姓。她的先祖就是户县人，姓张。记者遂到省图书馆查阅资料，在1987年出版的《户县志》上看到，过去有大量户县人到四川省康定县以及以西地区经商，人们把这些人叫“炉客”。清末民初，康定县一地户县的“炉客”就达三千多人。

　　康定古称打箭炉，“炉客”指打箭炉的陕西客商。

　　记者到户县一些村庄采访，发现这些村庄都曾有“炉客”，而且每个村都在打箭炉有一大商号。

　　秦渡镇牛东村75岁的孙先生告诉记者，牛东村解放前很多人到西康省经商，许多人定居那里。有的大商号从西安到四川，沿路不住别人的店，有自己的店铺，经常运回大量的金条、麝香、银圆等，然后在家置房产。当然也有赔钱的，有的甚至死在半路，有的就在当地做了上门女婿。

　　炉客当年在川藏交界处影响如何，他们的后裔如今生活状况怎样，最近记者前往探访。记者到达《康定情歌》源出地康定县后，通过和甘孜州委宣传部、州文化局，找到了州文化局干部骞仲康。听着他对炉客的熟悉程度，记者问他：“你的祖籍是哪里？”骞仲康答：“户县人，户县牛东公社骞王大队。我父亲解放前跟别人到了康定。”记者激动地紧紧握住他的手：“我可找到你们了。”

　　通过骞仲康和对陕西炉客颇有研究的《甘孜日报》社总编郭昌，记者找到了徐志权、格桑曲批等一批炉客的后裔。

　　老陕街成为康区商业中心

　　在康定，说炉客却没有人知道，因为当地人把当年的陕西炉客叫做陕西商人或陕西帮。

　　60岁的徐志权告诉记者，解放前陕西商号统领康定，势力最大，形成了一条老陕街，有陕西商号四五十家，成为康定的商业中心，土杂、百货、药材等品种齐全。陕西商号之所以能在康定站住脚，主要是陕西人守信用，诚实，勤劳，尊重当地风俗。康定还有秦晋会馆，因会员主要是陕西人，人们习惯叫老陕会馆。

　　骞仲康说，陕西商号是最早进入康定的汉族商人，后来由于川商等南方商客的进入，陕西商人为了与其他省商人抗衡，和山西商人联合在康定建了秦晋会馆。

　　“在甘孜州西部的巴塘县也曾有一条老陕街。”甘孜州民族干部学校教师格桑曲批告诉记者，为了增强竞争能力，巴塘的陕西客商和川、滇客商联合成立了三省商会“财神会”，以陕西客商为主。“财神会”于乾隆29年，即1764年筹资建起川陕滇会馆，又叫关帝庙，内有关羽、周仓、关平等塑像。会员凑钱放贷，利钱作为商会活动费用。每年农历3月15日，正值青黄不接时，举行庙会，会员的小男孩可以免费吃3天“九大碗”，都是平时在家里吃不到的菜肴。这是孩子们一年最高兴的时候。

　　据《甘孜州志》《巴塘县志》《康定县志》等记载，元朝曾把康区划归陕西行省管辖，当时有大批陕西商人进入康区贸易，清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后，进入康区的客商日盛，尤以陕西客商人数多、资金雄厚。“德泰和”一家就有资金18万两，店员80多人，年营业额约20万两白银。民国18年曾对康定做过调查，汉族人口为4800人，陕西人占多数，除户县人外，还有泾阳、长安等地人。

　　“炉客”的艰辛

　　记者从地图上看了一下，所提到的炉客所在位置，都在今日的川藏线上。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在这一区域活动也不容易，从康定到巴塘，400多公里的路程，乘班车需要两天。

　　原甘孜州人大副主任扎西吉村说，过去在康区流传这么一句话：老陕出门一根棍。

　　徐志权说，他的父亲徐柏荣13岁时跟着二伯离开户县牛东乡，走了七十多天，才到达康定。父亲离开陕西六十多年，只回了3趟家。父亲开始在德茂源学徒，后来当上二掌柜，曾负责带马队到云南运输茶叶，风餐露宿，路上天气千变万化，时而大雪，时而冰雹。还经常遇到土匪，他身上总是带有一长一短两杆枪。

　　在巴塘和炉霍县，流传这样一个传说：一个陕西商人，因长年回不了家，就让一个回家的同乡给家里捎了5块银圆和6幅画。捎东西的人怎么都看不懂画，但陕西商人的妻子知道其中的含义：第一幅画了7只鸭，意思为“妻呀——”；第二幅画了一只鹅拉一头死去的大象，意思为“想死我（陕西方言发音E）了”；第三幅画了一个人向一间房子里走，意思“有人回去了”；第四幅画了5只苍蝇落在一手掌上，意思“捎了5块银圆”；第5幅画了缀满鲜花的草木，意思“到了春暖花开时”；第6幅画了一位手拿一把旧伞的人往家里走，意思“老陕（伞谐音）回家了”。

　　为了经商，炉客刻苦学习当地语言，一般都会说陕西、四川、藏语3种话。为了学藏语方便，老陕们自己编了一套顺口溜：

　　天叫郎，地叫撒，酥油芒，盐巴查，驴子固儿，马叫打，吃饭叫做撒马撒……

　　这个顺口溜成为汉族人学藏语非常实用的教材，很受欢迎。

　　安家落户川藏线

　　许多炉客从十多岁就到了康定一带，交通不便，回陕探亲很难，花销也大。在陕西有个顺口溜：“有女莫嫁炉客家，半辈夫妻半辈寡。”时间久了，小伙子们纷纷在川藏线上安家。

　　扎西吉村告诉记者，传说起初陕西炉客到巴塘都是打工，做木匠、铁匠、银匠等苦力活，受人歧视。当地土司不允许藏人和他们结婚。随着时间推移，陕西炉客通过艰苦奋斗挣了钱，生活得到改善，盖了房子，甚至买了地，使土司改变了看法。特别是有个叫杨宿的户县人，文化程度高，人也聪明，精通藏语，成为当地一流藏汉翻译。一次，清政府让主管巴塘的土司上京朝贺，土司因故派杨宿代表他们进京。杨宿到了京城，递交了一份巴塘情况的详细报告，并单独面见皇帝汇报。皇帝很满意，给主管巴塘的两位土司下了委任状，分别为大营官和二营官，还赏赐了大量金银财宝。两位土司大喜，大营官将自己的100多亩地送给杨宿，排位巴塘第三位的贵族拉宗巴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杨宿的儿子，从此，藏汉不通婚之规定解禁。

　　徐志权说，无论是当地的汉族姑娘还是藏族姑娘，都喜欢陕西这些诚实勤劳的小伙子。和藏族姑娘结婚的，儿女往往按照藏族风俗生活，多采用汉姓藏名，而一般藏族没有姓。有的炉客后裔有藏汉两个名字。

　　格桑曲批就有两个名字，汉族名为张麒。他的堂哥，即伯父的大儿子扎西吉村汉族名为张麒麟。格桑曲批从成都买了一套家具，专门挑有麒麟图案的。

　　记者在康定看到，如今炉客后裔生活十分幸福，住有宽敞的房子，格桑曲批还是复式结构的楼房。

　　如今在甘孜州地区，有多少炉客后裔没有人说得清。徐志权说，起码有上千人，仅他兄弟几个，就有十多口人。

　　流传在康定的“老陕鼓”

　　炉客到康定后，带来了许多陕西的文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老陕鼓”。鼓面比八仙桌面还大，上面可以坐10个人，厚三四十公分。鼓谱有20多节，叫十样景。每年春节时，炉客们就挥棰敲起来，钹、锣齐鸣，震天动地，满城的人都来看热闹。敲鼓的同时，还要踩高跷，走船灯（即旱船）、跑马马灯（即旱马）。

　　对老陕鼓很感兴趣的郭昌平说，解放前，商号“德茂源”东家韩利川，人称“韩八爷”在陕帮中很有威信，他每年出面组织大家敲老陕鼓，而且自己掌棰。解放后，他敲不动了，户县炉客徐柏荣、徐柏荣的大儿子徐志昌、二儿子徐志权先后接过鼓棰。现在徐志昌的大儿子徐继洲开始学掌棰。如今参加老陕鼓表演的不仅是老陕，还有四川人及藏族、回族人。郭昌平也参加，负责敲钹。老陕鼓不仅在春节时表演，哪里有了重大吉庆活动，也请去助兴。在甘孜州建州40周年活动中，老陕锣鼓走在演出队伍最前面。老陕鼓已成为康定的一个艺术项目。有人称老陕鼓为“闹山鼓”。“老陕鼓”本是户县炉客从户县带来的，徐志权回户县发现，如今的户县鼓已变味了。

　　“陕西的面食在巴塘很盛行，不光是汉族人会擀面条，藏族人也会擀面条。”格桑曲批告诉记者。巴塘姑娘出嫁要看擀长面的水平如何。由于巴塘的气候和关中接近，陕西商人到了巴塘，把关中的小麦和玉米种子也带去了。经过陕西商人后裔的研究，现在可以在巴塘一年种两茬玉米。巴塘过年还炸花蕊，和麻叶相似；还用面做和面花相似的老鼠。

　　在康定虽然擀面条不明显，但硬邦邦的陕西锅盔被广泛接受。一家卖锅盔的餐馆老板告诉记者，他原来经营的项目多，但因锅盔供不应求，就将其他项目停下专营锅盔。不仅私人家里要，酒店也要。老年人，特别是藏族人爱吃。出去旅游的也爱带锅盔。有的人还带到北京、成都送人。

　　老陕被尊称做“大”

　　陕西许多方言留在了康定巴塘等地。虽然现在巴塘人几乎不会说陕西话，汉语都是四川腔，但藏语中却夹杂有原封不动的陕西话。如擀杖，面板，面刀。他们习惯将长辈尊称为“二爸”。

　　陕西人将父亲称为“大”的习惯，在甘孜州一带保留至今。格桑曲批说，他小时候就将父亲叫“大大”。徐志权说，康定一带人将陕西人尊称为“×大”，但没有父亲或叔叔的意思。如“张大”，意既来自陕西的张姓先生。

　　扎西吉村告诉记者，白玉县沙马乡，解放前有个姓贾的陕西商人，人称沙马贾大，财力雄厚，有几百头牦牛，几十头骡子，房子宽大，还有枪。“贾大”在这里，意思是贾姓的陕西客商。

　　如今在康定西大街上找不到一点老陕街的痕迹。徐志权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一场火灾将全是木质建筑的老陕街化为灰烬，还烧死一人。有位刘姓的陕西炉客，本身解放后给他戴有帽子，最后认定是他失火造成的，判他坐了几年监狱。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冤枉的，从监狱出来后一气之下，带着全家回陕西老家。“文革”结束后，这位刘姓炉客还曾回到康定要求平反。因过去时间太久，问题难以解决，他后来又返回陕西。

　　康定城里的秦晋会馆“文革”后被拆除，改建为大楼，现为甘孜州文化局等单位办公楼。

　　炉客后裔关心老家

　　陕西炉客的后裔出了许多人才，骞仲康是甘孜州著名的作家，老陕的倔强性格在他身上表现的非常突出，不为名，不为利，默默无闻地坚持写作，曾与甘孜州的20名作家合著了长篇小说《弯弯月亮溜溜城》。

　　格桑曲批是译审职称，翻译、审稿、编写的教材等书籍达25本，是甘孜州权威藏汉文翻译专家，连公安破案、法院审案都需要他帮忙，被聘为甘孜州民族师范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客座教授、四川省社科院康藏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他还是很受欢迎的藏族婚俗中的吉祥老人、著名藏文书法家，因此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除了这样的专家学者外，还有许多担任了领导职务。据了解，解放以来，从小生长在甘孜州的陕西客商后裔中，担任过省部级干部的有2人，地级干部数人，县团级数十人。由于户口上籍贯往往以出生地为准，所以炉客的后代到底出了多少人才，无法准确统计。

　　徐志权说，炉客的后裔，都想知道老家是个什么样子。你说你是陕西人，可没有回去过，不知道陕西是个什么样子。1967年，他的老家牛东公社丰胜坡大队几个人来康定买骡马，其中有曾经在康定生活过的老炉客，给他画了一张回老家的路线图。他于次年夏初请了假，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四弟回去了一趟。尽管父亲告诉他老家是平原，但他只想到陕西地比康定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没有确切概念。当到了关中，让他震惊，用康定歇后语说，那叫“老妈妈打哈欠———一望无牙（涯）”。他在户县一下就住了两个月。从此后，他每年都回家，有时一年回两趟。他很关注中央电视台的《晚报浏览》节目，注意看《西安晚报》关于户县的消息。

　　甘孜州工商局局长益西吉村，说他的老家在牛东乡草庙村，他的大哥曾回去找过，没有找到亲戚，后来徐志权帮他们找，但只有一间草房子，没有人了。他和一些陕西客商的后代商量，想一起回老家看看。

　　“三叔，你在哪里？”

　　像益西吉村一样，许多炉客的后人，都在寻找在陕西的亲戚。

　　格桑曲批说，他的爷爷张云是户县人，当年从成都背茶包，沿着茶马古道到了巴塘，后来和藏族姑娘也就是格桑曲批的奶奶结婚，生了6个子女。爷爷曾带着格桑曲批的父亲等3个儿子回过户县，住了几个月，返回巴塘时，只带了大伯张富生悄悄走了，将格桑曲批的父亲张阳生和三叔张春生留下。第二天，张阳生发现爸爸走了，就去追赶，追了两天竟然将父亲追上，跟着回到了巴塘。格桑曲批的三叔就这样留在了户县。过去交通不便，经济也困难，直到父亲在60年代去世也没有去过户县。现在交通经济状况条件好了，格桑曲批非常想念三叔，不知他生活的怎样，想去看望他，却不知道村名。格桑曲批过去从父亲口中知道，他们的老家距长安区约25公里。格桑曲批希望通过本报能寻找到三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