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三月走3城市换3单位 集体浮躁症作祟
这已经是杨洋的第三份工作了,这个武汉某大学新闻学硕士生在走入社会的三个月里,已经连“跳”三个单位,穿行三个城市,从武汉到重庆再到广州,她告诉记者:“也不知道能在这里呆多久。”
“黄金十一月”拉开了2007年的求职大幕,除了07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大军中不乏同样“孜孜不倦”的杨洋们。国家发改委的报告显示,20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413万人,其中有六成(约250万)未找到工作,找到工作的大学生中由于各种原因有近70%(约117万)会在一年内有一次以上的工作变动。
这群人在求职市场中已经占到三分之一强,甚至催生了大学生“求职旅馆”。
毕业后3年转换工作的“合理跳槽期”,正被大量的“三月之痒”所替代。有人说这是“80后”的“集体浮躁症”,有人说是经济宽裕的家庭纵容了他们,有人说这是企业注重工作经历的误导。
嫌发展空间小扔了“铁饭碗”
“其实我也不是不安分想到处跑,觉得工作要么就求稳定长久,追求生活安逸,要么就轰轰烈烈,干出一点成绩。两样都没有,我只能继续寻找。”2006年7月毕业的西南大学法学系本科生杨玮,上岗才半个月就扔掉了自己的“铁饭碗”,离乡背井,奔忙在各个求职市场。
虽然全家人都极力反对他辞掉甘肃省某地质局工作,但杨玮一脸的不屑。“在这个部门工作没有达到我期望的任何一点要求:首先,单位有严重的超编现象,面临事业单位改制,可能呆不长久;其次收入太低,1个月才1000多元。第三,我的专业是城市规划和土地经济方面的,他们是工程地质,完全不沾边,我只能做相关法律的科员工作,更没前途。”
杨玮告诉记者当时自己是“偷偷跑出来的”,家人都不知道。他跟单位打了个招呼,就跑到了南京、杭州。“要么是专业不对口,要么是待遇不好”,最后他辗转到了上海,前前后后已经花掉了3000多元。
对于这一番周折,他说起来神色还是有点黯淡:“出来的时候就想着离开那个地方,以为要求低一点找工作应当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看来我的要求还是太高了——要‘低’到业务员才成。”
和当初的义无反顾相比,这几个月的“颠沛流离”给了他不少挫败感,“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份工作,从毕业到现在一直靠家人资助,觉得很对不起家人,现在只能自己节约一点,尽量少花家里的钱。”
无论如何,杨玮对自己的未来还是很有信心:“我的目标是找一个能长久的工作,这样我才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只是,这个目标到底要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他也不知道。
毕业三个月“跳”了三个单位
在毕业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杨洋已经一路从武汉来到重庆又来到广州。
“辞掉第一份工作,我一点都不后悔,虽然那个杂志社名声很响,但是里面的氛围太糟糕,阅读群体很狭隘,也很低端。每天想一些离奇的故事,实在折磨人。我主要做编辑的工作,没有‘写手’资源,虽然稿费很高,但压力很大。而且杂志社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周围的同事素质也不高。”她说自己从杂志社走出来的时候如获大释。
后来重庆晚报招人,杨洋和班上另外一个同学跑到重庆去考,过五关,斩六将,才“血拼”出来。“我被分到跑社区,每天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到那个地方,没有固定的通讯员,每天在街边找‘料’,太累,工作这么久一直很郁闷。”另外一个同学是做文化新闻的,轻松很多,这又让她有些失衡。离开重庆似乎成了她唯一的选择。
得到广州这边录取的消息,杨洋连自己的档案都没有取,头也不回地来了。她现在一家媒体的市场部工作。虽然朋友都替她惋惜,但她说:“在这个都市,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毕竟还年轻嘛!”
各有理由为了恋人家人
“我是为了迁就男朋友才一路从荆州跟到了广州。”去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专业的邹艳一脸甜蜜。毕业后,她在湖北荆州的一个汽车零配件公司上班,因为男朋友在广州工作,所以一直没有安下心来。
“觉得两个人还是在一起比较好,于是辞工来到广东,在肇庆找到一家小台资企业,做得还算很开心,老板也很器重我。”这是邹艳频繁跳槽的开始。
“两个人总算近一些,后来发现这样还是不行,每个周末来回路上就要消耗四个小时,觉得很累。最后,狠下心又把工作辞了。”
接下来,两个人的周末都是在南方人才市场度过的。今年邹艳终于在广州数控有限公司谋到了一份职业。
新闻系硕士陈林频繁跳槽是为了家人。今年毕业后在杭州一家媒体才上了一个多月班的陈林,毅然放弃了通过层层选拔才得来的工作,回到了武汉。
她现在在长江出版集团上班,“我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在外面工作他们不放心,我也不放心他们,毕竟父母年纪大了。”
跳槽大学生催生“求职旅社”
工作甫定,收入未稳定,却频繁跳槽。这样的颠簸是需要成本的。转战全国各大城市频繁跳槽的大学生,催生了今年8月份开业的“求职旅社”。这家旅社的入住条件非常苛刻——顾客只限大学生,入住时必须出示大学毕业证书。
这种奇特的旅社在北京和上海一开就是三家,生意越来越火。它的老板文元庆说这是目前国内第一家大学生求职旅社。
上下铺,20元一晚,平价的旅社有点类似大学宿舍,他们风尘仆仆,从全国各地辗转赶来,有找到工作的,也有没找到工作的,年纪最大的有40多岁。
文元庆坦言每天都忙不过来,“当初开这家店的时候只是想着很多学生没有找到工作,在大城市人生地不熟,他们最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而我这个店比较规范,恰恰可以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店员和入住的人不复杂。没想到,生意会这么好。”
文元庆说,下一步打算向全国发展。“广州和深圳都是一个人才流动量很大的地方,市场空间也很大。我们打算在广州和深圳开十多家连锁店。目前和广州的七八家店面已经谈好,顺利的话,最快一家今年年底就开始营业了,选址在大学生聚集的天河区里。”
反思 80后的“集体浮躁症”
相对于一辈子勤恳踏实死守一份工作的父辈来说,越来越多年轻大学生潇洒自如的行动和背水一战的勇气,值得思考。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频繁跳槽的学生大都出生在1980年以后,大多数能够四处辗转跳槽频繁的大学生是独生子女,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父母未退休,或者有相当的自理能力,不需要他们来承担家庭的重任。
记者曾经询问一个学生:“如果现在你父母需要你马上回去照料,家中需要你承担经济责任,你会怎么办?”他想了半天,回答,“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这种情况不现实,讨论这个也没有意义。”
家庭做后盾无后顾之忧
确实,这些“80后”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自己为家庭奔波,为父母操心的状态之中,也很难想象需要挑起家庭重任的感觉。他们在父母和社会的安排之下,一路畅通地走进校园,又顺顺利利地毕业了。没有经济上的压力,这些习惯了有家庭作坚强后盾的孩子们认为“问题并不存在”;而如果让他们来思考这个问题,更显得如空中楼阁般虚无缥缈。
“来去自如,说走就走,还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似乎是“80后”孩子的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础。
在南方人才市场人事代理中心工作多年的刘先生认为,工作三年后跳槽是一个正常的期限,但是如今很多大学毕业生却把这工作上的“三年之痒”迅速地缩短到3个月。“稍不如意,拔腿就走”。
“最普遍的还是眼高手低,从天之骄子变成一个普通的工作者,心理落差很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位人力资源专家指出,目前在刚毕业的大学生中,这种恐惧上班的情绪正在蔓延。在各高校的BBS上每天都可以浏览到大量关于“工作恐惧症”的帖子。一所心理咨询中心的数据显示,从今年8月份开始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应届大学毕业生因为害怕工作导致心理问题前来就诊。
企业过于重视经验进入误区
学生自身存在的这些缺陷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来矫正的,但从社会提供的氛围来看,也有值得思考的空间。
很多学生向记者反映,其实根本就不喜欢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当时面临毕业,找不到单位,家里人着急,学校也急。自己并没有想好要干什么,不过那时学校一直强调抓紧落实一个单位,否则学校的一次就业率就要受到影响。没办法只能随便先找一个挂靠一下,上班以后再看。“很多同学先就业再择业,其实也算无奈之举。”大学生邢云这样说。
从大范围看,目前处于“买方市场”的求职市场,严峻的就业形势给大学生的冲击是巨大的。文元庆认为,很多学生选择跳槽,他很能理解:“现在不正规的中小企业太多,自身能不能站稳脚跟都难得说清楚。这些学生去上班以后,很多公司的待遇不明,承诺也不能兑现,学生选择离开也是很正常的。有的公司是家庭企业,根本就享受不到平等待遇,更别提升职了。没办法,他们只能选择跳来跳去。”
中大岭南学院经管系副主任、中国人力资源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卓欧对这个问题颇有感慨:“现在中国的中小企业招聘条件也让这些学生无所适从。他们在招聘的时候青睐有多次工作经历的,这样传达给毕业生的信号就是换的工作越多越好,其实这是企业发展的一个误区。另外一方面,企业老板又希望手下的员工能够对企业忠诚。上次广东省最有价值人力资源主管培训的时候,很多老板都感叹现在员工的‘忠诚度’几乎不存在了,往往让毕业生陷入两难的境地。”
频繁跳槽不利于职业发展
据一家资源管理咨询公司完成的调查显示,有五种情形最可能成为引发青年跳槽的理由:发展空间小、待遇低、学不到东西、感觉领导管理不善和不能学以致用。
人事专家认为,发展空间少成为目前大学生跳槽的主要原因,同时程度越高喜爱自己现有工作的人数比例反而越少。
实际上,频繁跳槽不利于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尤其是转行时,求职者将面临更大挑战。”一家著名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主管就告诉记者,“对于本科毕业生,我们没有经验的要求,只考核能力;但对于研究生则有经验要求——如果一个人在微软工作了5年以上,他的工作经验应当是比较可信的,因为我们对微软的公司管理十分了解。反过来,如果一个人频繁跳槽,在每个公司工作的时间都很短,我们则对他是否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持保留态度。”(文/图 本报记者杜安娜、邱瑞贤) (责任编辑: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