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除鞑虏 建设中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条件，有时代的特殊任务，有各种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就经济范围而言，解决各时代的经济问题，有各种经济学，也有各种经济政策。时至今日，经济学发展很广泛，种类甚多，已有各种完备的理论、原理、原则以及不断发展的各种经济规律，可供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运用。但是时代不同，条件不同，任务不同，可供选择和应用的并不十分多。孙中山虽不是经济学家，他离开我们已六十多年，但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他精通经济学，他从中国实际出发，他的设想切合中国国情，至今日犹虎虎有生气。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最高峰进入到帝国主义的时代，经济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十分迅速。一八七○年至一九○○年之间，英、美、德、法、日五国生铁产量自一千零二十三万吨，增至三千五百八十三万余吨，到一九二○年又再增至五千六百零四万吨。钢产量自五十四万吨增至二千三百五十四万吨，至一九二○年又增至六千三百九十一万吨。铁路里程这五个国家同期自十四万五千三百余公里增至四十五万七千三百余公里，至一九二○年又增至五十四万四千余公里。在前三十年间（十九世纪末）增长率在三倍至六倍以上，后二十年（二十世纪初）增长率在二倍至五倍之间，中间尚隔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消耗。由于生产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出现，重工业发展水平超过轻工业，化学、电力、石油、汽车、电信等新兴工业相继出现，生产与资本均逐渐集中，出现了各种联合制，混合制的垄断组织，出现了大银行的垄断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出现了空前的资本输出的国际竞争，出现了强国向落后国掠夺矿山资源、铁路建筑，划分势力范围的竞争，出现了列强分割世界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从青年时代起，正处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正遭受到种种侵略，他为爱国心所驱使，曾于一八九四年一月（此时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日七月二十五日，只有半年），自香港回故乡翠亨村草拟上直督李鸿章书。此书曾与友人陈少白商酌修改，偕友人陆皓东至上海走访郑观应与主韬，并去天津经李鸿章幕僚之手将书投上。他这时抱着天真幻想，“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但是上书结果，未获接见，更未被采纳，于是他“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由上海于十月间经日本至檀香山，另觅救国途径。这时中日战争接连失败，清政府腐败无有能更进一步暴露，爱国华侨均十分悲愤。十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痛斥清政府“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丧师辱国，荼毒苍生。从这时起开始进行革命，这时距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早半年，距康有为公车上书（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亦早半年余。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一八九六年帝俄从清政府手中取得横贯我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特权，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政府与帝俄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允许帝俄划分我国东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同年三月六日，清政府与德国订立《胶澳租界条约》，承认山东省为其势力范围，允许德国独占修筑胶济铁路权利。英国在一八九八年一年内，取得长江流域五条铁路干线的建筑权，清政府在同年六月九日与英国订立《拓展香港界址专条》，七月一日又订立《租借威海卫专条》，承认英国划我国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允许“不将这些地域沿岸各省租与或借与他国”。同年又承认日本划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自一八九五年以来，法国取得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矿优先权，取得从越南边界伸展到中国西南省份的铁路建筑权，并筑成滇越铁路至我国内地。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清政府又与法国订立《广州湾租借条约》，承认广西及云南为法国势力范围。这一时期列强疯狂地加紧对我国煤矿的掠夺，在我国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争夺铁路修筑权，充分暴露了他们的侵略野心。尤其是争修铁路，因为“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总结，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标志。……铁路是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的。铁路网的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结”。（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此外，一八九八年六月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失败，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失败，一九○一年《辛丑和约》的订立，清慈禧在西安下诏假变法，并宣谕要“尽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投降卖国的丑态，使孙中山进一步认清了清王朝的腐败，决心进一步彻底革命。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日本东京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明确宣布“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经过长期艰苦斗争，终于取得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的胜利。辛亥革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是革帝国主义的命。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一心要建设中国，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政治修明，人民安乐，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的共和民主富强康乐国家。他为中国民族自由、政治民主、人民幸福，致力革命，尽瘁一生。虽然遇到袁世凯篡权，军阀混战，陈炯明及蒋介石先后叛变，使孙中山的建设设想和计划，未能实现，但是，中国人民追求未来美好的生活，建设中国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衰。多少志士仁人，多少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满怀希望，要把中国建设好。虽然遭受各种挫折和十年浩劫的破坏，但中国人民建设中国，振兴中华的愿望，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必然能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而且会超过孙中山的设想。

　　四项原则 二重革命

　　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设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建国大纲、钱币革命、十年国防计划书等著作中。他早年精通“西学”，一八九四年在《上李鸿章书》中，即已表述经济学上系统概念和挽救中国的设想。他说：

　　窃尝深维欧美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本也。

　　这四条原则：“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是国民经济的普遍原则，亦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本身要求，是有规律的必然性，不管你愿不愿意，实行此四项原则，国民经济就能顺利发展，否则，就会被破坏，或是停滞不前或竟至倒退。

　　关于这四项原则，孙中山都有自己的解释。他说：

　　所谓人尽其才者，在于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质有智愚，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美。人能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俱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

　　其次，说到“地能尽其利”，在于设立农政机关，兴办农业学校，制造农业机器，使用机械，应用科学。关于“物尽其用”，他主张发展自然科学，进行各种研究，生产各种机器，用机器开垦资源，“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之事”。在讲到“货畅其流”时，他主张商品流通的各种道路要畅通，在国内不设关卡，不阻碍货物流通，保护商业，多办铁路轮船，增加运输便利，扩大载运量。他总结说：“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财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

　　这四项原则，不只指出富强治国之根本，亦针对清政府长期以来的积病。正因为清政府腐败落后，使人不能尽其才，地不能尽其利，物不能尽其用，货不能畅其流。西方各国及日本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而中国仍停留在封建中世纪状态中。对外丧权卖国，对内刮肉殃民。孙中山毅然代表农民、工人、新兴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进行长期不屈不挠的民族民主革命，不走妥协改良及君主立宪道路。他晚年更前进，坚决制定和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是中国历史上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一个伟人。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设想，除上述四原则外，在其民生主义中有一完整的体系。中心主旨，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即废除封建的地主土地私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农有，最后实行土地国有。节制资本，即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不许私人大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垄断经济命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他在“民生主义”中，虽注重分配问题，但尤注意于生产问题。如讲到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四个问题时，均着重在生产上谋求如何解决。可惜“民生主义”只有四讲，此外，关于“乐”与“育”两个问题，均未及讲。在其仅仅四讲中，基本精神，乃在中国之“产业革命”，此为解决民生问题之第一要义。其次，在完成产业革命过程中，要进行“第二之产业革命”，即预防由于私人资本的集中而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贫富悬殊，因而引起社会各种弊病之状态。细推其精神，乃在先“富”而后“均”。即先图中国之富强，同时，在图富强中，防止其财富不平等之弊。孙中山在“自传”，即《孙文学说》第八章“有志竟成”中说：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际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余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这种产业革命与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同时并举思想，在《民报发刊辞》中说得更明显：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现最先，睹其祸患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种“毕其功于一役”二重革命，在《实业计划》一书中，说得更明白：

　　中国今日尚用手工业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其第二工业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业，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

　　孙中山的两种革命（二重革命）同时并举，“毕其功于一役”的原意，是“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的意思，即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又改革其生产关系，亦即是经常说的“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之原意。毛泽东同志对此曾有论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

　　还有另外一些人，迷惑于“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草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2页及678页，1952年北京版）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会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60-1061页）

　　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同上书，1061页）

　　毛泽东同志批评的虽不是孙中山，更不是孙中山的原意，但是重读这两篇历史文献，对于今天的经济建设和清醒我们的头脑十分有益。

　　全国统筹 交通先行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设想，牵涉到各方面，范围广泛。但是他的具体建设蓝图，却明确写在他的《建国方略》中。在《建国方略》一书里，他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心理建设，即是“知难行易”为中心的《孙文学说》，二是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三是社会建设，即《民权初步》，后又包括《五权宪法》、《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其目的在推行民主政治，根本改革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和种种愚民政策。这三方面的“建国方略”，是全面大范围的全国统筹。

　　至于小范围，在物质建设，即经济建设中，又有全国统筹。在全国统筹中，交通运输（轮船、铁路）的建设放在首要地位，交通先行。

　　一九二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孙中山用英文写成《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他在自序中说：

　　欧战甫完之夕，作者始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成此六种计划。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

　　在全部“物质建设--实业计划”项目中，其排列顺序及建设重点，都把交通运输放在首位。其顺序是：交通之发展：商港之开辟，铁路之建筑，在铁路中心及终点，在商港码头，交通要地，建立新式城市，新式市街及新式公用设备。其次，则水利建设，包括疏浚各主要河流，如扬子江、珠江、西江、广东水路系统、淮河、运河，防治黄河，以及水利灌溉，水力发电等；再其次，则是钢铁联合企业、建筑材料企业、及矿业之兴办与发展；又其次，是农业之发展；在此项之后，是蒙古、新疆、青海水利灌溉事业的兴办；在中国北部、西部、中部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建造森林；移民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

　　详言之，其第一计划：首先是建设北方大港，他主张北方大港建设在直隶湾秦皇岛与葫芦岛之外，在大沽口与秦皇岛两地之中途，青河与滦河两口之间。这里深水不冻，可建设一个如纽约港的大港。同时建设西北铁路系统，与此大港连成一片。再开浚运河，联络北方通渠及大港，开发直隶、山西等省煤铁矿，设立冶炼工厂，移民蒙古、新疆。

　　其第二计划，首先建立东方大港，他主张东方大港建立在上海港之外，上海港可作为东方大港之辅助港。东方大港之最良位置在杭州湾中乍浦正南之地，位于乍浦岬与澉浦岬之间。此间两点相距约有十五公里，应自此岬至彼岬建立一海堤。在乍浦一端，高山数百尺之处，开一缺口，以为大港之正门。此港可称为计划港。他说：“在杭州湾中，此港正门为最深之部分，由此正门出至公海，平均潮水深36尺至42尺，故最大远航洋船，可以随时进出此口。故此计划港，作为中国中部一等港，远胜上海也。”在第二计划中，几乎所有内容，均属水道系统航运之建设，其中用十之七八篇幅，谈整治扬子江、建设内河商埠、改良扬子江水路及运河疏浚和航运。只在最后用最少篇幅，谈兴办大水泥厂之事：而大水泥厂之建设，亦为大港、码头、水利建设服务。

　　第三计划，首先主张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孙中山主张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纽约港者）。在广州建立南方大港同时，他计划改良广东水路系统，并建立西南铁路系统，在沿海建设商埠及渔业港，设立造船厂。从第三计划全盘来看，几乎全部都属于交通建设，以海港、航运为中心，连接铁路网，造成一水陆交通极发达之网络。

　　第四计划，则全部讲铁路建设，分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使中国全国各地均脉络贯串，四通八达，成为高度统一连贯之有机体，保证各地经济流通，内陆荒芜之地均能开发。为配合铁路建设，在第四计划中最后主张大办机车货车客车制造厂，以供应铁路运输的需要。

　　第五计划，专讲各种工业的兴办，其序列是：粮食工业、衣服（包括纺织）工业、居室工业（建筑业和其他土木工程行业）、行动工业（各种车辆及交通工具工业）。其主要内容属于人民生活的食、衣、住、行四方面的建设。此计划的最后一项，是印刷工业（包括文化出版等事业）。

　　第六计划，属于矿业方面，他着重于铁矿、煤矿、油矿、铜矿、特种矿之开采冶炼，同时设立矿业机械制造厂，各种冶矿厂等，使各项资源能“物尽其用”，为各项建设服务。

　　上述孙中山的六个实业计划，规模都十分宏大，而且各项计划相互联系，以交通为重点而贯串之。在交通方面，仅铁路公路指标，铁路要造十万英里，碎石路（公路）一百万英里。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等如纽约港之规模者数个，疏浚杭州至天津间大运河、疏浚西江至扬子江间运河、新开辽河与松花江间运河。这些计划还只限于有关国计民生足以造成垄断的属于国家资本范围以内，属于私人资本范围的尚不在内。规模均十分庞大。

　　发展国民经济，自应有一总体规划，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有 全局观点，目光远大，使海洋与大陆连成一体，很有世界眼光， 使中国长治久安，永立于不败之地。

　　我国地理位置，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海岸线达一万 八千余公里。东邻朝鲜、日本，南接越南、老挝、缅甸，西南及 西部与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为邻，正北蒙 古、西北和东北面与苏联接壤。东和东南有渤海、黄海、东海、 南海，海上有台湾、澎湖、东沙、西沙、南沙诸岛，领海中有岛 屿数千，大陆架宽广。邻近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文莱，隔海相望，隔太平洋与美国相望。土地面积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有江海湖泊，平原山岳，气候有温热两带。中国既是海洋大国又是内陆大国。中国的经济建设原则，自应以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相统一和有机结合为目标。欲实现此目标，自应以交通为经济建设之动脉。有海洋、海港、铁路、公路、内陆大小河流及运河为之贯串，则全身皆活，血脉流通，可永远保证国家之统一，国防之巩固、商品物资之交流、国家经济之全面发展，内部各民族更易团结，文化教育等事业更易普及和发展。所以交通建设在先，实为有科学根据的远见。

　　海洋与大陆相连接，根据地理分布，自应有以北方大港为中心之西北铁路系统建设，以南方大港为中心之铁路系统建设。此外又须配以中央铁路系统（全系统各线共长一万六千六百英 里），东南铁路系统（全系统各线约长九千英里），西北铁路系 统（各线约共长一万六千英里），高原铁路系统（如拉萨兰州 线、拉萨成都线、拉萨大理车里线、兰州诺芜线、成都沅江线、 叙府大理线等，各线共约长一万一千英里）。在铁路之外，连接各水系航运，各内陆公路网，即可成一统一之有机构成，能促成中国各方面建设之进展，成为现代化之捷径。

　　先就北方大港为中心之西北铁路系统而言，有多伦诺尔至漠河线，长约八百英里，多伦诺尔至赤塔线，长约六百英里，多伦诺尔至迪化（乌鲁木齐）干线，长约一千六百英里，迪化至伊犁线，长约四百英里，迪化至于阗线，长约一千二百英里，库伦至恰克图支线，长约三百五十英里，乌里苏台至边境支线，长约六百英里，此外于干线C点至边境支线，长约四百英里，共约长五千九百五十英里。从地理位置言，此系统可连海洋与欧亚之交通，由太平洋岸从陆路通往欧洲者，以经此路线为最近。此系统各线，可将中国西北广大土地连成一片，以达广阔边疆，使未开发之丰裕地区得以开发，经济资源得以利用，国防边境得以巩固，由此产生之经济利益和国家统一之利益，不可胜吉。

　　再以南方大港为中心之铁路系统而言，有广州经湖南至重庆线，长约九百英里，广州经贵州，至重庆线，长约八百英里，广州经桂林至成都线，长约一千英里，广州经梧州、叙府至成都线，长约一千二百英里，广州、云南大理腾越至缅甸边界线，长约一千三百英里，广州思茅至缅甸边界线，长约一千一百英里，广州钦州至安南东兴线，长约四百英里，全系统共长约六千五百英里，这一铁路系统以广州南方大港为中心，连接广东、广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大地区，把西南联成一片。所经路程，有各种自然资源，有山岳地带，有平原，有人口稀疏之区和稠密之区，这个铁路系统筑成以后，从广州以达内地，从内地以达边疆，无论在经济发展，国防巩固，民族团结，文化普及等方面，所发生的利益均甚长远而巨大。

　　孙中山对于铁路建设的重视，由来已久。早在辛亥革命军事行动一结束，孙中山即将大总统职位辞去，让与袁世凯（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见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新华月报》1951年2月号《孙中山底一个未公布的文件》），即专致力于铁路建设之研究和创议。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壬子）九月二日，孙中山出席北京报界欢迎会和铁道协会欢迎会时，讲述铁路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以国防不固，致令俄在北满及蒙古横行，日本在南满横行，英国在西藏横行，原因皆因交通不便，故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他表示决心专从事修筑铁路事业。（见《民立报》1912年9月9日）九月六日，孙中山特至张家口，视察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设计修筑的京张铁路。在北京曾和袁世凯会谈关于实业计划各节及国防外交等问题，并致电黄兴来京一行，以实现南北统一。九月十一日，黄兴偕陈其美抵京。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着手铁路建设事宜。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孙中山自北京沿津浦线北段视察，抵济南时在五十二个团体欢迎会上讲演及与各报记者谈话，均讲述铁路建设问题。九月二十八日抵青岛，在各界欢迎会上重申了修建铁路的计划。同年十月十日为英文《大陆报》撰写《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指出“吾国家之巩固，民生之康乐，所恃于自然宝藏之开发与铁路之修筑”，他认为“铁路之修筑和各项实业建设，为世界之趋势，中国亦将投入实业漩涡之中。实业主义之行于吾国也必矣”。十月十四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并通电各省都督及议会，告以中国铁路总公司即日在上海成立，并在上海设立全国铁路督办办事处，钻研铁路工程资料，规划铁路建设事宜。十九日起，他乘坐联鲸号兵舰视察江阴炮台，并到南京、安庆、南昌、九江等地，均演讲修筑铁路政策及筑路之利。至十二月，袁世凯任命黄兴为川粤汉铁路督办，是年年底，北京袁世凯政府修订铁路总公司条例，孙中山致电反对修改过多，“如修改过多，则总公司无权办事，宁可取消”。这时，孙中山建设铁路计划，已受到袁世凯政府的阻挠。同时，黄兴亦遇到阻力，乃辞去川粤汉铁路督办之职。至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十月，袁世凯用贿选及包围国会卑鄙手段，获得正式大总统职位，从此就进一步篡权窃国，不顾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使孙中山热心修筑铁路的各种努力，尽付东流。

　　利用外资 确保主权

　　经济建设，既要利用外资，又要确保主权，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因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财政困难，完全依靠自力，则力有不及，利用外资发展本国实业，成功之例甚多。只须主权操之在我，则有利而无弊。一九一二年他在《民生主义与社会革命》一文中说：

　　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国家欲大兴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乃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美洲之发达，南美阿根廷、日本等国之勃兴，皆得外债之力。吾国借债修路之利，以三年收入，已可还筑路之本，此后每年所进，皆为纯利，如不举债，即无此项进款。美国铁道收入，岁可得七万万美金，其他附属之利，尚可养数百万工人，输送各处土货，如不早日开办，迟一年即少数万万收入，西人所谓时间即金钱，吾国人不知顾惜，殊为可叹。

　　利用外资兴办实业，在孙中山各种演讲及文章中散见不少。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孙中山更提倡利用外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且十分强调中国能自操主权，则借外债有利而无弊。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他在《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序》中说：

　　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吾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智识不可。

　　孙中山不仅主张借外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且长期主张消除闭关自守，提倡中外交往，吸收他人长处，迎头赶上，使中国成为先进国家，以达“大同之治”，他说：

　　西方人中有一普遍的误会，误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 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人有所往来。……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西安府的宗教碑，提供我们一个绝妙记录，说明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所进行的传播福音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热情欢迎这个宗教，此后它便日渐繁盛，现已成为中国三大主要宗教中的一种。不仅教士，而且商人，也被许可在帝国内部自由地纵横游历。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随着满清王朝的建立，政府便逐渐改变，全国禁止对外贸易，驱除传教士，屠杀本国教民，不许中国人向国外移民，违者即予处死。……（1904年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向美国人民的呼吁》）

　　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也，……而独中国之文明，已著于数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国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数月之功已足，中国之情况，亦犹是耳。（《建国方略物质建设序言》）

　　上述意见，今日更有价值，因现在世界科学技术更有发展，生产技能更月新日异，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加以电子技术的进步和飞机、宇航等技术发展，地球已相对缩小；交通之便利，已远非孙中山在世时所可比拟。故发展中国家，学人所长、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等措施，更为必需。而科学技术已无国界，有志有识有能力者，皆可致力，迎头赶上，为我所用。孙中山的利用外资原则，实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以推求众理；庶几操纵在我，不致因噎废食，方能泛应曲当，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也。”（《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书》中语）

　　孙中山对于“资本”、“外资”的概念，有特定的含义。他说“经济学家谓资本非金钱一项可尽其意。其人工造成的物产，在消费之余，以为辅助发达物产，无往不为资本。第所余之物产，不以之为生产事业，似与废物无异，则不得谓为资本矣。”“夫资本者，为助人力以生产之机器也。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生产之事业而已。是故资本即机器，机器即资本，名异而实同也。……欲发达我国之实业，其法如何？日欢迎外资而已，亦即欢迎机器而已。”（《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书》）孙中山的资本概念，并非我们通常所说：“带来剩余价值之价值”，“能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样概念，而是指资本物，亦即指生产资料或生产手段而言。孙中山的利用外资，其中心思想是引进机器，引进外国技术，并非只限于借外债一项。借外债只是获得外币或外汇以达到国外机器、技术等之引进的一种支付手段，目的还在发展本国实业。欢迎外资，在于欢迎外国机器，生产技术和其他对我有用的先进技术，而非听任外国过剩金融资本的掠夺并操纵中国的产业，利用外资的先决条件，是确保主权，操之在我。而且必用在生产事业上，能在生产获利中支付本息，对我有利。这是孙中山利用外资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于我国今日现代化建设，仍有参考价值。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设想，很有特色，其特点在重视铁路、海港、水系、轮船、公路、汽车等交通建设，把交通放在重要的领先地位。

　　孙中山在《自传》中说：“凡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则断乎不成者也，”他又经常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国现在四化建设，要建成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正符合孙中山当年愿望。 （作者：朱伯康，原载复旦大学为纪念孙中山诞生120周年举行的清末民初经济思想讨论会专刊）

　　（来源：孙中山纪念馆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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