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人生道路选择，深受家庭和教育背景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直接的层面，还体现在深层的结构性制约上。就孙中山的个人背景而言，最值得注意的是其边缘特征，这一特征，从一开始便决定了他与正统社会的疏离。

　　19世纪末的中国出现了两个边缘社会。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或者受诱骗、劫持而被贩卖到国外，或者自愿出国谋生，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华侨群体。他们虽与故乡维系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远离故土，生活在另一种地理、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下，因而逐渐游离于国内正统社会之外。而其中一小部分新进分子，则已经“抱有维新之志愿”，深望祖国能顺应世界潮流，革除专制，增进民主。另一方面，随着19世纪后半期中外交往的发展，另一个更具颠覆力的边缘社会逐渐形成。其地理基础，是东南沿海各港口城市，而以香港、澳门、广州和上海为中心；其经济基础，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其制度基础，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其社会构成，则是中外商人、业主、雇员、外交官、传教士和新式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制度架构、知识结构和价值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接近，而与以清廷为核心的正统社会，则距离更远。在其《华侨革命开国史》一书中，冯自由将香港、澳门也纳入华侨地区加以处理，由此可见，这位老同盟会员，早已认识到了这两个边缘社会对于近代中国转型的共同意义。

　　孙中山的个人背景，恰好在这两个边缘社会中展开。他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如果没有别的机会，他也许将像同时代的绝大多数农家子弟一样，在历尽生活的艰辛之后终老于乡。但是，由于毗邻澳门、广州这一地缘优势，香山县的农民具有内陆中国农家所没有的机会，那就是出国谋生。孙中山出生的翠亨村，便有许多人前往东南亚，在那里侨居下来。孙中山的大哥孙眉（1854-1915），也走上了这条道路，未及成年就远涉重洋，去异乡追寻新的希望。幸运的是，孙眉此举取得了成功，在夏威夷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发展空间，并将孙中山接到身边。由此，他的一家，包括孙中山在内，便与国内正统社会日益疏离，而与海外华侨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于这种家庭背景，孙中山的教育经历，也与当时的正统模式相异。虽然在9-12岁时，他曾在家乡的村塾里读过几年书，但所学内容不外传统的蒙学入门读物，学习方法则是死记硬背，因此，这点儒学教育背景，并没有将少年孙中山领进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从13岁到16岁，他在檀香山的意奥兰尼学校读书，毕业后短期就读于檀香山和香港的两所教会学校，然后又在港英当局的官立中学--中央书院读了两年书。从20岁开始，他接受了6年的职业训练，先后在广州和香港学习西医。在此十余年间，他学习的内容，全都是来自于英语世界的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并加入了基督教。

　　这种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孙中山在疏于中国主流文化的同时，感受到了另一种文明的魅力。他后来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故里香山…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我恒默念：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随着生活世界在他面前渐次展开，这种感触在孙中山那里逐渐变得强烈，一种改造中国的愿望，也逐步滋长起来。

　　应该指出的是，华侨社会和东南沿海边缘社会，本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在孙中山身上结合在一起，乃是他个人力争的结果，其中显示了社会结构与个人意志之间的辩证关系。檀香山华侨社会这一微观结构中，还保留了一些中国正统社会的惯习，华侨大都比较保守，对于传统权威仍然很敬畏，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直到1894年孙中山前往那里组设兴中会时，华侨中大部分人，都认为他是在“作乱谋反”，害怕因此破家灭族，少有人响应，“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一开始，孙眉也希望孙中山做个安分守己的商人。得知他加入基督教，更在家乡颠覆传统神权，孙眉大发雷霆，诱使他重返檀香山，加以责打，然后把他送到商店里做学徒，试图以此迫使他就范。但孙中山的性格比较刚烈，没有屈伏于孙眉的压力，而是坚持己见，设法回国学习，并以此感化了孙眉，使他支持自己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从而将两个边缘社会连接到一起。

　　这种边缘性的个人背景，对孙中山的人生道路有着结构性影响。一方面，它决定了孙中山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命运。在19世纪末的中国，尽管“西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儒学仍然在整个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维系着官僚士大夫群体的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认同。一批出身卑微、主要依凭于“西学”背景的洋务知识分子，当时虽然比较活跃，但在传统士人眼里却是“杂品”、“末流”，耻于与之为伍。就连身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的严复，也深感“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蛮夷)”，而四次参加科举，希望重入“正途”。 因此，下层农家子弟如果不会读书应试，又没有别的门径，即使接受了新式教育，也还是难以进入上层社会。对于这一弱点，孙中山自己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另一方面，它也使孙中山具有同时代许多读书人所没有的潜在优势。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的中西交往，在通商口岸地带，异于中国正统社会的变革要求越积越强，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显示了欲以边缘颠覆中心的迹象。这一迹象先是隐约见之于王韬（1828-1897）、郑观应（1842-1922）等人的言论，然后集中表现为康有为（1858-1927）的一系列著作和上清帝书。同样是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变革的思想资源，但王、郑二人的个人际遇，却与康有为大不一样，前者只能在外国人控制的地盘下发表一些颇具新意的言论， 而后者却能够上达“天听”，声震朝野。这一差异的背后，虽然有着个人策略的作用（比如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但主要还是反映了中西力量对比的格局变化，以及新兴边缘社会影响力的增强。孙中山比王韬小38岁，比康有为小8岁，而他对新兴边缘社会的卷入，却比王韬和康有为还更广泛。因此，孙中山可谓生得逢时，不仅可能避免王韬式的边缘化命运，并且还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弄潮人物。

　　如果说，身世背景对个人道路的制约还比较隐晦的话， 那么，社会交往的展开，则使这种制约得到具体体现，同时并强化了这一结构。由于受边缘性身世背景的制约，青年孙中山的社会交往呈现边缘化特征。随着这种边缘化交往的展开，孙中山的个人身份也逐渐凸显边缘性，日益疏离于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之外。

　　大学毕业前夕，孙中山的交际网络大致有两个层次，一是家乡（包括檀香山）的亲友故旧，二是粤港求学时期的师友。

　　第一个层次的交往，是在少年时期自然形成的，在其中起纽带作用的是传统亲缘和地缘关系。这个网络的关键人物，是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他为孙中山提供的不只是走出国门、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而且是一个亲友网络。通过孙眉的居中连接，这个网络构成了孙中山一生活动的“后院”、“基地”，1895年首次反清举事，最初的人力和经费支持即来自于此。特别是孙眉，为了支持孙中山的反清活动，数十次变卖自己的地产，直至于1906年破产。这个网络中的另一名重要角色陆皓东（1867-1895），对于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也有重要的影响。他是孙中山的幼年好友，二人年龄相仿，并且有着相似的边缘背景，当孙中山随孙眉前往檀香山读书时，他也随在上海经商的父亲居住。后来孙中山在香港学医，陆皓东则在上海学习电报，毕业后一度充任电报翻译生。与孙中山一样，陆皓东对于中国人的迷信愚昧和国家的腐败落后心怀不满，两人情投意合，曾经联手毁坏家乡神庙的神像，又一同加入了基督教。后来，他成为孙中山的早期革命同志之一，在1895年广州举事时被捕遇害，后被孙中山褒奖为共和革命的首义之士。

　　与第一个层次相比，第二个层次的交往，则带有更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基督教成了这一交际网络的主要联结纽带。孙中山就读的香港拔萃书室、广州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都有着基督教的背景；他入学博济医院，还曾得力于受洗牧师的介绍。正是在这三所学校读书期间，他主动结交了区凤墀、王煜初、喜嘉理几位牧师，康德黎、孟生、何启几位师长，以及郑士良、杨襄甫、陈少白、左斗山等教友。1891年春，他还参加创立了香港教友少年会，号召青年教友“毋荒其道心，免渐坠乎流俗”，“培道德于有基”。这种交往，逐渐将青年孙中山引入一个职业分立、信仰同一的新式社会，正是这个社会，给了他向上流动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价值和制度等方面的资源。而这些东西，他既无法从中国正统社会中获取，它们也与传统的社会流动资源迥异。因此，孙中山的个人发展愈是依赖于这些资源，他的人生道路，便愈加远离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

　　在这个网络中，孙中山、郑士良（1863-1901）和陈少白（1869-1934）思想成长的交互影响，尤其值得注意。郑、陈二人与孙中山年龄相去不远，都有变革社会的志向。郑士良是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时的同学，少习武术，与绿林豪侠和洪门会党有着广泛的交游，而后者所联系的下层秘密社会，此时已经显示了强大的颠覆力，1891年长江教案便是明证。孙中山对他“一见奇之”，遂引为知交。正是通过郑士良，孙中山第一次感知到了中国秘密社会中潜藏着的力量。陈少白则是一位文士，“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曾入广州格致书院就读，不久之后因受孙中山的影响，也入香港西医书院。孙、陈后来都回忆说，他们两人加上尤列、杨鹤龄，经常聚在一起，“放言”“纵谈”反清之志，以至被人称为“四大寇”。

　　实际上，“四大寇”的提法并不准确，参与他们四人聚谈的还有郑士良、陆皓东等人。所谓“四大寇”的传说，也是一个被神化了的叙事，用它来证明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成型，自然不妥。但剥开这个叙事的虚饰成分，它的原型便跃然纸上，这就是青年学生特有的一种交往模式，即志同道合的青年好友之间相互砥砺、互相助长对方的想象世界。青年人本就富于想象，对于社会现实有一种天然的反叛倾向，不过这种反叛不一定表现在行动上，更多的时候它表现在言语、想象中。对于一般青年而言，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期，这种想象可能比较强烈，但如果没有适当的土壤，在现实生活的强大影响力面前，它也会逐渐萎缩。然而，三两位个性比较强烈、心志比较坚定的好友能够长期聚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放言”“纵谈”，情况就不一样了，这等于是一张温床，不知不觉中，一个共同的想象世界，便逐渐被建构起来。在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经历过学生时代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体验。孙中山等人本就心怀变革的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还不甚明晰。而通过这种“纵谈”，他们对于新社会的向往更加迫切，一种“革命”志向，逐渐在他们心里升腾起来。尽管它还不太明确，还很难与改良区分开来，但它已经融汇到孙中山等人的人生理想中去了，并将对他们此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果然，青年时代结交的这些密友，日后大都成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的得力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孙中山的交际网络中，没有一个正统的读书人，也没有一位“朝廷命官”，有的只是位于边缘位置的华侨资产者、传教士、西学背景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以及下层精英。同为具有革新思想的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交际网络，主要在士大夫阶层中展开。康有为上书，声震朝野；梁启超撰文，享誉士林；他们聚徒讲学，组会办报，这一切，都加强了他们与正统社会的联系，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和影响。相比之下，孙中山的交际网络却大不一样。显然，它与正统社会的联系更微弱，与外部世界和底层社会的联系却更真实、更广泛。作为一名来自边缘社群的青年，孙中山既然难以进入正统社会，在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边缘颠覆中心、底层颠覆上层的结构性转变趋势下，他的人生道路，自然只能随着这一趋势而展开。

　　青年人涉世之初，都有一番不凡的抱负，但这一抱负能否顺利转化为现实，则取决于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契合程度。如前所述，孙中山的个人身世背景、交际网络，都远离当时中国的正统社会，他自然难以与正统社会结构契合，经过一阵并不愉快的磨合，最终走向了与清廷的决裂。

　　1892年7月，也就是在26岁那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正式开始了职业生涯。然而，这一过程并不顺利。虽然一同毕业的只有他和江英华两人，但他们在香港仍然找不到工作。后来，依托澳门的镜湖医院--一所华人设立的慈善性质的中医院，孙中山得以在澳门开业行医，并借款开办了东西药局，但刚刚有了起色，又受到了澳门葡人医务当局的排斥，一年后被迫前往广州，经营状况仍未好转。

　　最重要的，孙中山内心的革新理想在正统社会中找不到实现的途径。他曾经对当政者寄予一定的希望，早在大学毕业之前，就尝试过结交正统社会的上层人物，指望借助于他们来实现自己的社会革新理想。他选定的首位结交对象，是同乡先贤郑藻如（1824-1894）。郑是一位退隐于乡的官绅，有着不同寻常的履历，曾任江南机器制造局帮办、津海关道，以及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属于李鸿章一系的洋务干将。1890年，孙中山致书郑藻如，申明自己志在国家，“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翘首以期用世”，多次想上书总理衙门指陈时势，又考虑到尚无实践经验而作罢。因此，他提出劝农桑、戒鸦片、兴教育三项“实事”，请郑藻如牵头提倡，先在本县试行，然后必有别的地方起而效仿，则可风行天下而利百世。之所以要请郑藻如牵头，孙中山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既不能学八股以博科名，又无力纳粟以登仕版，”恐怕没有号召力。显然，对于自己身世背景和知识经验的局限，孙中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试图借助上层人物的力量，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这一缺陷，以图一展抱负。可是，病老于乡的郑藻如没有作出什么回应，孙中山盼望中的机会落空了。

　　大学毕业时，机会似乎再一次降临了。据江英华回忆，当时他和孙中山在香港找不到工作，他们的老师康德黎便托香港总督罗便臣致书英国驻华公使，请他向李鸿章推荐孙、江二人。李鸿章答应他们赴京候缺。可是，当孙、江二人在康德黎的陪同下，前往两广总督府领取前往北京的证明物事时，总督衙门多方为难，要求二人填写三代履历等等，他们便赌气离开，决定不去北京了。李鸿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之间，于是有了一重名义上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孙中山等人在人生的转折关头求助于他，既符合中国人的交往规则，又不失为一条施展抱负的捷径。但这一机会的失去，其中既见青年人的情绪冲动，但更体现了正统社会对边缘社群的排斥机制，即“填写三代履历”云云。由这件事，孙中山再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缘背景与正统社会之间那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他对于清廷的不满也进一步增强。

　　大学毕业后，职业道路受挫，孙中山的革新抱负再一次活跃起来。1893年冬，他经营广州中西药局失利，干脆将之撇下不管，回到家乡撰写了长篇文章，打算送呈给李鸿章，以此进身上层社会，一展革新宏图。与四年前的致郑藻如书相较，这份上书的结构和内容，以及上书之举的缘由和用意，都有着明显的连续性和相似性。他首先申明自己的不凡抱负和知识背景，“…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则能洞其阃奥。”接着，他提出并详细解释了四条“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然后，他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志向，“…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不自知其驽下而敢求知于左右者，盖有慨乎大局，蒿目时艰，而不敢以岩穴自居也。”并解释说，上书之举“非欲徒撰空言以渎清听，自附于干谒者流，盖欲躬行而实践之，必求泽沛乎万民也。”那么，孙中山打算“躬行而实践之”的是什么呢？还是农政。他对李鸿章的具体请求，是玉成自己考察各国农政、振兴中国农事之志。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达于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他先找到前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请他致书将自己介绍给上海的盛宙怀，再请盛宙怀致书将自己介绍给其堂兄盛宣怀，准备通过盛宣怀将上书转呈李鸿章。到上海后，孙中山又得见同乡郑观应，郑与盛宣怀熟识，于是又为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经过几度转辗，孙中山的上书终于到达了李鸿章手里。

　　但是，这次费尽周折、凝聚着青年孙中山全副努力的上书之举，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反应。李鸿章甚至没有接见他。这一结果，让他看清了自己与正统社会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再加上次年康有为等人“公车上书”的失败，彻底摧毁了他对于当局仅存的一线希望。这种感触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两年多以后回忆此事，孙中山仍然禁不住“怃然长叹”。由此他清楚地认识到，欲实现自己的革新理想，便要从底层和边缘入手，将正统社会整个地颠覆。于是，他放弃了和平方式，着手组织兴中会，一年之后，便有了广州乙未举事。

　　总的来看，青年孙中山之所以走上反清道路，有着结构性的缘由，即他那边缘性的身世背景与以清廷为中心的正统社会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学生时代交际网络的展开，则使他的身份愈益边缘化，并助长了他反抗正统社会的心志。这种背景决定了他难以进入正统社会，纵然他主观上想跻身于其中，但还是被后者无情地拒之门外。在整个社会已经呈现边缘颠覆中心、底层颠覆上层的结构性转变趋势下，因边缘身份而屡遭正统社会拒斥的青年孙中山，便自然地走上了反抗后者的道路。（李恭忠）

　　（来源：近代中国网）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