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养犬管理将突出“社区效应”，利用社区这一基层组织，组建社区养犬协会等自律机构，以平衡养犬人、限养人之间的矛盾。据了解，此前东城区景东社区居民已自发成立了“养犬自管协会”，并制定了“自管公约”，养犬户外出遛犬除拴犬链、带养犬登记证，还要带清理狗粪用具。而且，遛犬还有时间限制，上班高峰禁止遛犬。（《新京报》11月8日）

　　“法规管不住小狗”的现象，已不是发生在一地两地，更不是出现了一年两年。从目前迹象来看，通过法规的力量让小狗“文明”起来，似乎还遥遥无期。法规为什么管不住狗患？除了法规本身的“民意含量”有多大、政府执法效率如何等问题，我以为还与公共政策主体是否体现了多元化这一环节有关。

　　养狗作为一项个人化很强的行为，单靠法规的力量实施公共管理，不仅不可能完全覆盖，而且管理成本也会很高，效果也未必很好。应该看到，法规作为公共政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制定、运行过程都应以民众为基础。即使政府能够完全代表公共利益，也会由于其知识不完备、信息不充分等，导致其行为结果与目标背道而驰。而公民作为非官方的政策参与者，本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并影响公共政策全过程，成为公共政策的间接主体。近年来社区功能的彰显，为公共政策多元化趋势提供了条件。

　　北京在养犬管理上突出“社区效应”，试图通过养犬者有组织的自律行为，达到与不养犬的人形成邻里和谐，其意义决不仅仅是对法规的某种补充，更是一个让公民成为“公共政策间接主体”的可贵实践。有人通过研究国外类似情况后发现，凡政府主导的社区项目，最后都不能持久，效果也很差；凡社区居民主动要求实施的项目，则完全相反。有人曾经担心，在一个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里，肯于出头组织“自治”的人又有多少？而北京东城区景东社区居民自发成立“养犬自管协会”的过程证明，这样的担心同样是多余的。

　　目前，我们的社区参与内容还不够丰富、领域太窄、程度也不够深。在文明养犬这个问题上，一下子拿出全面、稳妥、效果好的方案，怕是并不容易。但是只要社区内部形成了一个养狗的“文明磁场”，养狗者有了正确的是非观、荣辱观，问题的解决、邻里间的谅解，也就变得容易了。就算一时还达不到“公民参与”式管理的理想效果，但这个方向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