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政府储蓄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而且一直以高于快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二是政府的公共支出一直较低。由于垄断及价格因素的变化，我国国企盈利增长很快。但由于体制的原因，这部分钱并没有进入消费。虽说国企名义是属于全民所有，但目前人民群众并没有权利要求把企业增长的利益用来分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在日前举行的《长安论坛》上提出，我国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过高，解决办法是：提高政府消费，并同时将企业红利应用于国民消费。

　　何帆说，目前我国国内储蓄率非常高。分析国内储蓄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居民储蓄；二是政府储蓄；三是企业储蓄。但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的居民储蓄事实上正在逐渐下降。他认为，造成高储蓄率的关键问题在于过高的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两个方面。目前的多项政策都在于提高居民消费以及降低个人储蓄率，但仅靠降低个人储蓄来减少未来经济风险是不可能的，何帆分析说，由于我国的居民储蓄大量都是预防性储蓄，而本应积极鼓励的卫生、教育消费，却由于产品价格太高，抑制了消费。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才是解决经济内部失衡的关键。

　　从降低政府储蓄方面来看，何帆说，当前我国的政府储蓄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收入增长很快，而且一直以高于快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二是政府的公共支出一直较低。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多种原因，我国财政一贯在公共支出方面较为谨慎，再加上较为僵硬的财政平衡理念，目前我国政府用于公共支出的消费很低。近年来，许多学者提出要扩大国内消费，但事实上，何帆认为，其中应当主要扩大的是政府消费。

　　在降低企业储蓄方面，何帆说，较长时间以来，由于垄断及价格因素的变化，我国国企盈利增长很快。但由于体制的原因，这部分钱并没有进入消费。虽说国企名义是属于全民所有，但目前人民群众并没有权利要求把企业增长的利益用来分配。因此目前，国企的盈利仍旧大量储蓄于国企内部，甚至被用来做违规投资。何帆认为，事实上，企业利润本来就应当用于国民消费，因此，国企利润应当更多地倾向于全社会的个人收益增长，投放在包括加强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等方面。何帆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降低政府储蓄率和降低企业储蓄，同时提高政府公共支出消费，增加公共产品包括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样做，既可以让居民个人减少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又同时能在新的公共产品中寻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

　　何帆说，同时，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如果储蓄率仍高，利率仍低，投资过高趋势会很难控制而且会反弹更快。何帆说，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是很高的，而且总体来说可投资点很多。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因此，政府更应该未雨绸缪，尽早将储蓄转变为社会公共产品投资。他说，之所以中国今天能够有大量不仅廉价而且优质的劳动力，正是得力于解放以来，政府和社会曾经普遍地提供了基本的公共产品。但教育的回报要在10年到20年以后才能显现。当前，产业结构正在加速升级，如果在10年到20年后，中国没有今天的大量大专院校培养的熟练劳动力，没有有利于人力资本的卫生、社保体系，我们将被锁定在今天的经济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