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挽救女友的生命，大学生孙轩带着女友张育红上街“乞讨”。

　　在屡屡出现的青少年罹患重大疾病，却因经济困难导致救治无门的情况下，除了精疲力竭唤起公众同情心而获得社会关注的办法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生命垂危大学生无奈上街“乞讨”

　　昨日上午，我市长安南路陕师大对面街边，重病女孩张育红在男友孙轩的陪伴下开始了新一天的“乞讨”。

　　“我们实在没办法了！”孙轩声音颤抖着告诉记者。

　　13年前，正上小学五年级的张育红患了感冒。检查中，医生发现其胸腔内有一个大硬块，虽不能断定到底是什么病症，但医生私下悄悄告诉育红的父母，他们这个女儿最多活半年，“就在家歇着，不要上学了”。

　　张育红的母亲张平灵告诉记者，当时他们夫妇都还年轻，想着身体好多挣些钱让孩子每一天都高高兴兴，尽量满足孩子的愿望，“孩子心情好了，病也许就能自己好起来”，所以一直没有将病情告诉女儿。尽管是普通的农民家庭，但张育红想学钢琴、学跳舞、学画画的“奢侈”要求，在父母的努力下都一一得到了满足。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亲人们以为张育红的病应该没有大碍了吧。

　　上大学时，张育红偶然知道了自己的详细病情，但在父母面前，她仍保持此前的快乐。“医生说需要30万元。”她说，近两个月来，自己腹部迅速隆大，9月10日，交大第一附属医院确诊她患了“肝母细胞瘤”，现在惟一有效的治疗办法就是做肝移植。这是一种小儿最常见的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发病年龄平均1.6岁，近10年来国内报道的成人发病病例已超过10例，像张育红这种13年后才发病的非常少见。

　　张育红说，家里为她和哥哥上大学已经负债累累，再也借不来钱了，男友为她几乎要放弃学业，自己不能再不知足。背着张育红，孙轩悄悄告诉记者，女朋友很善良，毕业工作攒的钱没有给自己看病，全部孝敬了父母，说“要早些报答养育之恩，以后恐怕没机会”。

　　声音已有些沙哑、嘴唇也起了一层皮的孙轩是张育红的高中同学，现为广东海洋大学艺术系音教专业大四学生。在他们相恋的第二年，孙轩知道了张育红的病情，但在纯真的感情面前，他一直坚信女友会健康起来，几年来，他始终在电话中、信纸上给女友鼓励和支持。为了挽救女友的生命，他现在请假回来陪女友一起渡过难关。一个月的假期眼看就到，他告诉记者，女友手术无望，自己就不会返校。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大胆的想法和做法可能会导致明年就要大学毕业的他不能顺利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

　　“我还年轻，有时间争取那些，但她的时间不多了，只要她好起来，一切都会有的。”孙轩说着，眼睛就红了起来。面对形形色色的路人对他们的疑问乃至嘲讽，他淡然一笑：“命都快没了，还顾什么面子。”

　　被“挂在空中”的张育红

　　郭平安是张育红家所在的临潼区何寨乡皂张村村主任。这两天，他也一直在为张育红的事情奔波，希望通过农村低保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途径给些帮助。

　　郭主任说，像张家这种情况曾有过多例。一般情况下，大病重病来临，经济基础本来就不坚实的家庭常常会招架不住，好的人家医治上半年一年，尽心之后只能无奈放弃救治，大多数家庭都会因此致贫。

　　据卫生部2005年公布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近五成的居民生病不看医生。调查分析认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中，有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

　　很明显，突如其来的重病面前，多数城乡人群面临着贫字当头的窘境。

　　郭主任颇有些无奈地告诉记者，按照张育红家的现状，可以通过农村低保有一定资助，也可以通过新农村合作医疗获得最多15000元的资助，“但育红已经考学出去了，户口不在村里”，所以这两方面她都不能享受。

　　记者了解到，张育红去年大学毕业后曾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单位仅为其办理了人身意外保险的商业保险，而没有办理医疗保险。所以，按规定，她也不能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娃现在两不靠，在空里挂着！”郭主任说，按张育红的情况，不能走城乡低保也没有医疗保险，为解决张育红家的困难，自己现在也很头痛。

　　文／图记者王丽实习生屈莹

　　爱心救助成最主要方式

　　多年来，像张育红这样的普通百姓家庭一旦遭遇大病重病，求助最多的当属民政部门和媒体。

　　但现实是民政部门也常“心有余而力不足”。市民政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称，由于目前城市医保和农村合作医疗正在普及，大病救助的覆盖面太广，对财力的需求也太大，政府财力根本无力支撑。

　　灞桥区民政局低保处吴杰告诉记者，遇到重大疾病患者上门求助，他们一般尽力从政策方面给予帮助，按照目前正在试点的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像心脏病、中风及恶良性肿瘤等给予6000元／年的救助，慢性病须长期服药的则给予300~800元／年的药费；一旦政策方面不能解决，他们也会根据情况发放最低500元的救助金。他说，作为申请城市医疗救助的条件之一，救助对象的范围性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记者查阅相关政策得知，城市医疗救助对象有严格的标准要求，即“主要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员、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但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人员和其他城市特殊困难群众”。

　　今年5月24日，本报报道了西安电子科大学生焦兰兰因白血病急需社会救助的新闻。短短不到一个月，来自社会各界的近30万元捐助挽回了年轻学子的生命。同时期的本市建筑科大重病学生李树燕和此前的挽救边防军人患儿的报道，同样以唤起社会爱心的方式，挽救了年轻的生命。而至今每天，通过新闻热线、上门反映乃至熟人介绍等方式，希望将自己或者孩子的重病报道出来、通过社会爱心获得救助的人仍然很多。

　　然而，较之庞大的求助群体，媒体的力量显得过于弱小，能被媒体报道并最后确实解决问题的，更是少之又少。

　　佘江是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大三学生。这些天，和张育红素昧平生的他一直陪同张育红及男友四处求助。他告诉记者，想了很多办法但寻求媒体呼吁是他们目前看来最可靠有效的。为了在众多求助媒体帮助的人中显得更有特点，佘江无奈地说，他计划找更多的热心同学帮忙，不管是纪录片还是摄影展，一定要让社会关注不幸的张育红。但佘江也认为捐款存在多种不确定性，靠捐助肯定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好办法，更不是长久之计。采访中，他反复追问：“民政部门能不能建立专门的大病救助机构或基金，利用系统化和组织化的方式长期救助有需要的人。”

　　大病救助机制呼之欲出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前些年省红十字会曾提议在我省建立类似上海市的单独互助基金的医疗互助制度，在作为基金的资金中实行全市统筹使用、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策。但由于各方面条件尚未具备，该提议未获得通过。目前，市慈善会所开展的大病救助，主要是中华慈善总会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格列卫白血病救治”等海外捐助项目，多数限于赠药。

　　省社科院社会学所石英所长认为，建立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他认为，大病医疗统筹资金的筹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政府、社会、个人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出资。根据经济状况决定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出资比例；依据病患者身份分高校大病救助、儿童大病救助等不同层次。据其介绍，目前全国主要有上海、郑州、浙江等多个模式：

　　1.上海市前期曾将保险公司作为互助基金的协作单位，后来，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决定成立单独的互助基金，基金的资金实行了全市统筹使用、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政策。1996年，上海市的“中小学生和幼儿住院医疗保险”正式更名为“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以赢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也退出了该基金。

　　2.“郑州市青少年大病医疗救助基金”是郑州市红十字会建立的，旨在有针对性地救助无力支付高额医疗费用的贫困青少年患者的一个专项救助基金。资助的范围主要以郑州地区为主，市红十字会负责对救助儿童进行审核，符合患大病、家庭贫困、需要高额医疗费的儿童才可救助。但由于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断炊”危机比较大。

　　3.浙江“大病救助”方案突出了政府在“大病救助”中的作用，规定实施“大病救助”的资金主要由各地政府来承担；对部分欠发达地区，省政府将专门拨款，专款专用于“大病救助”。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救助标准也有所不同，如杭州、宁波等发达地区，因大病保险制度已基本建立，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而其他地区包括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实行大病保险制度的，这次都将按照省政府的“大病救助”办法，来建立规范化的大病保险制度。

　　4.大连市新出台的《关于完善我市特困居民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意见》规定，救助方式由原来的医后救助改为了医前、医后救助相结合。

　　以媒体之力，大学生焦兰兰留住了生命；通过民政救助，很多城乡群众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资助。然而，当大学生张育红和孙轩走上街头，以“乞讨”这种颇为极端的方式挽救生命时，在本地建立一套类似的大病救助机制似乎成了一种体制的必须之举。

　　据市民政局一位知情人透露，我市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了大病重病对城乡群众，特别是对非低保户生活的重大影响，探索一套适合我市情况的大病救助机制已提上了相关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