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鲁迅与周作人》出版后,我开始萌生了另一个念头,写一本关于鲁迅与胡适的书。那时候国内学界,正关注着“现代性”的讨论,彼此的争论十分热闹。但我对这些几乎一无所知,因为那时,人们热衷谈论的福柯、德里达、哈本马斯等人的著作,我均未读过。 我朦胧地感到,1990年代学人关注的话题,其实在胡适、鲁迅那代人中,就存在过,只不过是话语方式有了变化。后来汪晖在电话中,和我曾表露过类似的看法。那意思是,当下一些文人争执的问题,与鲁迅那代人比,深度上存在问题。这增强了我写作《鲁迅与胡适》的勇气。我觉得,在反观这两位智者的恩怨之旅时,所得到的启示当不亚于当代学人的著作。仿佛一面镜子,探讨20世纪中国“被现代”的历史,这两人所折射出的隐含,是极其重要的。
沉浸在鲁迅与胡适的世界里,我们确可以梳理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深切的东西。鲁迅与胡适由同一营垒到后来的分手、对立,隐含着中国新文化的主线。鲁迅与胡适在现代化之旅中的两种思考,两种选择,代表了新型知识分子的精神路向。
我以为从两人身上看到的文化隐含,要远远超过陈寅恪、钱钟书这一类的文人,他们对未来中国知识阶层的影响,甚至也超过了章太炎、梁启超那一代前辈。鲁迅与胡适身上纠缠的文化冲突,不仅是现代中国的,在第三世界,也具有着非同小可的价值。至少在今天,当我们思考全球化问题时,能为中国文化建设提供参照的,也许正是这两种类型的人。
这一本书的写作,充满了难度。因工作的变化和杂事缠身,又多次中断下来。时间竟过去了一年有半。书写的过程其实正是对自我挑战的过程,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如果用纯学术的目光看待此书,你会感到失望,因为一些重要的资料并未逻辑化地排列过。我写下的完全是对两人的感觉,这种感觉离学院派的思考已相去甚远。选择这一种方式既与自己的知识限度有关,更主要的,也是我的境遇使然。能自由地阅读和自由地书写是快慰的,用一种通俗的方式去传递精神王国的隐秘,并将复杂的存在简约地描述出来,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幸福。
我很珍视这一次的精神旅行,但愿也同时给读者带来一点点刺激。曾为文化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国人,仅仅拥有鲁迅、胡适是不够的。在现代精神谱系上,应当诞生更多的富有挑战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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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计划2006年整理出版六册鲁迅与外国人往来信函的明信片。多年来,孙郁在从事鲁迅研究的同时,也很注意有关鲁迅资料的整理。“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对鲁迅藏书、手稿、诸多藏品的整理和研究对于全面认识鲁迅有很重要的意义。”鲁博收藏的鲁迅藏书1.4万多册,辑录古籍手稿2200多页,鲁迅收藏的汉代石刻画像、六朝造像及历代碑帖拓片6000多张,孙郁认为这是潜力很大的出版资源。2006年鲁迅所藏的所有版画将整理出版。
2000年起,孙郁与另一位鲁迅研究专家黄乔生共同主持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大型史料汇编“回望鲁迅”,这套丛书基本上将谈鲁迅的文章都编选了进去,包括散文和论著两个部分,洋洋22卷本,其编选范围之广,让其他出版社很难再出相似的版本。(据《文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