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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泽文
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地进入了城市化时代，随着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得以快速和持续增长。然而，随着城市化程度的越来越高，物质产品的越来越富足，城市公民并没有因此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安逸和温暖，精神生活反而愈来愈沉重，人与人之间普遍缺少关爱、信任和怜悯。作为从事精神生产的一名学者，摩罗就此问题开始了自己的不断追问与入思之旅，他的思想成果最终集中体现在其随笔集《我的故乡在天堂》之中。
“我的故乡在天堂”，这个书名对作者而言既是某种生活愿望的隐喻，也是对于现实生活产生危机意识与幻灭感觉的自然流露。当作者面对“现代化是不是人类唯一的前途”和“城市化是不是现代化的唯一模式”这两个需要开解的问题时，带着几分悲观与无奈色彩的摩罗，显然陷入了“泥沼”误入了“围城”而几乎难以自拔和无法突围。可以说，摩罗的忧思与默想，的确充满了精神历险的意味。庆幸的是，他始终自我担当起了一种使命意识，以期实现从“此岸到彼岸的泅渡”。
《我的故乡在天堂》努力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质疑与剖析。除了自己的思考与觉悟之外，曾经进行过大量阅读的摩罗，自觉地从东西方文化与思想战线中获取精神资源，努力寻求自己的精神伴侣与意识同道。比如说鲁迅，摩罗就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与心灵知己。每一次遭遇精神的困境和思想的迷茫时，摩罗就走近鲁迅、阅读鲁迅和倾听鲁迅，进而使内心得以一次又一次地澄明与开敞。
对于国民的丑恶劣根性和对于民族的精神贫血症的深刻认识，如果没有鲁迅在前的解析，摩罗是没有足够勇气去涉猎这一敏感问题的。而倘若绕开了这个问题，也就无法开谈“个人的尊严”和“民族的信仰”问题，更谈不上“学习有尊严的生活”和“学习爱，学习慈悲”。正是有了鲁迅精神（独立性与战斗性）的烛照，摩罗才充分认识到，作为一名学者，或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内在尊严和人格力量的体现。”
正因为人间还存在着太多的苦难，正因为人性的内部还存在有罪恶，所以我们还需要信仰乃至宗教。摩罗说，“信仰是对一种价值的持守和践履，是持守和践履一种价值的人格自律和灵魂力量。”而缺少信仰和信仰失落的可怕在于，我们可以“毫无愧疚地对同胞举起屠刀”，可以“没有内在的道德的约束而为所欲为”，可以“缺少对罪恶的恐惧”。本来，人与人，人与万物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独自为人的权利，每一个物种也都享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然而一旦缺少了罪恶恐惧和道德自律，我们所希望的一切共生共荣的愿望就成了镜中花与水中月。
在乡村出生，在乡村长大，后来又长期在乡村工作，年过三十才怀揣文学硕士学位证书进入城市谋职的摩罗，少不了以乡下人的角度来感受城市生活，这样的感受与当今城市化的目标肯定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然而，也正是通过摩罗这一知识移民者的视角，才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繁华亮丽的城市所无法遮掩的另一种荒寒。而摩罗所做的一切思考与反省，实际上是在努力寻找一种可能的暖意。尤其是在信仰需要重建的时代里，其寻找本身就具有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我的故乡在天堂》摩罗著／珠海出版社]
（注：摩罗，本名万松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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