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瑞克：儿时被谎言包围
在通往韦尼格罗德“家园”的路上，海德瑞克叙述着自己内心的混乱和痛苦。
当谈到自己小时候被谎言包围的时候，她眼睛里燃烧着异样的光彩。
“‘生命之源’是同大屠杀相反的又一个实例，就是不择手段地制造雅利安人。”现年63岁的吉塞拉·海德瑞克说。她来自巴伐利亚，是一名临床医生。
63岁的吉塞拉·海德瑞克是个高个子女人，她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和明亮的蓝色眼睛，而不是像其他“纳粹婴儿”一样两鬓斑白。 她风趣地对大家说：“我是个例外。”海德瑞克女士出生在奥斯陆的一个“生命之源”家园，父母都是德国人。她的母亲选择了在奥斯陆生产，是为了离老家巴伐利亚越远越好。
海德瑞克上世纪50年代得知自己的生父是个已婚纳粹党卫队高官，母亲是纳粹机构的秘书。小时候，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生母是“阿姨”。
“大约在4岁的时候，我听到舅舅骂我是‘党卫队的私生子’，就在那一刻，我受到了生命中的第一次打击。后来，在我10来岁的时候，我偶然得知生父还活着，我像其他‘纳粹婴儿’一样忍受着煎熬，我们要从一团乱麻中慢慢理出头绪，分清哪些是谎言，哪些是事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确认自己是谁。”
后来，当她在杂志、电视上看到“党卫队妓女”、“纳粹婴儿”等报道的时候，开始对自己的身世感兴趣。
“这是个晴天霹雳，我母亲并不是一个冷酷、不正经的妓女，是她养育了我。”海德瑞克说，“对于我们的母亲来讲，说出真相是件可怕的事。负罪感、羞耻感，以及战后来自政府的压力，铸成了一道谎言的城墙。何况她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发誓‘忠诚于纳粹主义’，她们宁愿死也不愿说出真相。”海德瑞克对母亲当年对纳粹的“效忠”感到困惑，她说：“她是一个可爱的女人，但却是一个可恶的母亲。”
费雷舍：“我们是她们的耻辱”
在挪威有一个名为“挪威生命之源战争儿童联盟”的组织。该组织的服务对象是那些占领期间出生、父亲是德国人的人群，这一人群往往遭到政府不公正对待而要求政府进行赔偿，该组织会为他们提供援助。
杰尔德·费雷舍是这一联盟的财务部出纳。她的母亲1941年和一名德国士兵坠入爱河，一年后便在一个“生命之源”家园生下了费雷舍。战争结束后，她的父亲随部队撤出了挪威，尽管她的童年并未因为父亲的离去而变得悲惨无比，但是随着她逐渐长大，她开始愈加感受到别人对她的厌恶和憎恨。
她7岁那年进入学校，从那时起她开始明白挪威社会是如此痛恨德国人以及任何与德国人有关的事情，包括他们的孩子。
“在学校里，我第一次被人骂作‘德国妓女’，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费雷舍愤愤不平地说道，“我的母亲曾经和我谈论过我的父亲，但其他母亲甚至从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我们是她们的耻辱”。
这些孩子的成长受到了太多的歧视，他们成人之后要求政府对他们在战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赔偿。挪威政府并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赔偿要求，但已经做出让步并支付了一小笔补偿费。
汉森：22岁才离开“地狱”
在这一组织中，还有一个同样遭遇不幸的名叫保尔·汉森的人，他幼年时遭到母亲遗弃，后来曾在“生命之源”家园呆过3年。因为他的德国血统，他被送到一个为“生命之源”出生的孩子设立的寄养中心。
随后，挪威社会事务部将他划为智力发展缓慢的病人，并将他送到一所精神病院关押。在那里，他经常被看守毒打，并且被迫听精神病患者的刺耳尖叫。直到22岁，他才得以离开那个“地狱”。
63岁的汉森眼含泪水，他告诉大家自己同母亲和姐姐天各一方，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相见了。
和许多“纳粹婴儿”一样，汉森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关爱，总感觉自己被所有人抛弃。他说，那是一种“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恐惧”。
“纳粹婴儿”们的生命中难以承受20世纪的历史之重，他们的内心通常远离社会。
斯科尔默也是特地从挪威赶来的，她告诉大家，小时候被称为“纳粹婴儿”的时候深感耻辱。长大后，她几经周折见到了自己的母亲，但是母女之间似乎隔着一道冰冷的墙。“她只是轻轻地碰了碰我的鼻尖，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
海尼克：被强行带回德国
以1940年为例，纳粹占领德国周边一些国家后，鼓励士兵在当地寻找雅利安血统的妇女，并在这些国家建立10所特殊产房。两年后，即1942年，纳粹开始在这些国家仔细挑选具有雅利安人特征、金发碧眼的儿童，并把他们强行带回德国，接受纳粹教育，使之“德国化”。
弗尔克·海尼克现年66岁，是纳粹1940年强行带到德国的“希特勒婴儿”之一。
当时只有两岁的海尼克因为具有雅利安人金发碧眼的特征，被纳粹从乌克兰送到德国莱比锡，由一对富人夫妇养大。他至今不知道亲生父母的身份，这一事实困扰他大半生，只是记得自己的原名是亚利克桑德·利特鲁。
尽管和其他一些“希特勒婴儿”相比，海尼克的生活还算不错，但他说：“我心中总有遗憾。那是一种没有父母，没有根的感觉。”海尼克一直生活在德国东部，从去年开始着手寻找自己的亲人。他去过乌克兰儿时生活过的地方，“虽然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就是从那里被带走的，但是奇怪的是，那里让我觉得非常熟悉。我走访了几处曾经发生了绑架事件的家庭，但是一无所获。我还要继续找下去。”听到这里，一名坐在他身旁的“纳粹婴儿”握住了他的手，动情地说：“我知道你的感受，我也一样。我知道自己还有兄弟姐妹，但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郭戈斯：“很幸运，我有个健谈的母亲”
前来聚会的人当中，并不是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困惑。64岁的鲁斯里德·郭戈斯出生在韦尼格罗德，是一名退休医生。她在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就告诉了她真相。
郭戈斯女士同生父接触过多次，他是一个化学工厂的管理者，有着自己的家庭。
她的母亲有一本自己在韦尼格罗德时期的相册，她常拿出来，向她讲述自己当年在那里的生活，似乎那里有着田园诗一样的魅力。
不过，郭戈斯的母亲对女儿的命名仪式至今耿耿于怀。当时，“纳粹婴儿”出生后需要举行一个命名仪式，孩子的上方放上一把党卫队的短剑，母亲则要宣誓对纳粹主义效忠。
“我很幸运，自己有个健谈的母亲。”郭戈斯说。
当她翻阅母亲那本老相册的时候，她戴上了花镜，凝视上面的照片，自嘲地微笑着说：“我的眼睛一点也不完美，同其他人一样，我患他们常患的病，也有同他们一样平庸。”（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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