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在继五六十年代以及80年代的发展之后，又经历了一个繁花似锦的繁荣局面，出现了《历史的天空》、《突出重围》、《英雄无语》、《末日之门》、《炮群》、《亮剑》、《兵谣》、《走出硝烟的女神》、《我在天堂等你》等一批不仅在思想和艺术上均属上乘，而且产生良好社会反响的军事文学作品，为20世纪中国军事文学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令人欣喜的是，这一繁荣局面一直延续到新世纪，而且渐入佳境。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两个重要门类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现了《楚河汉界》、《音乐会》、《战争目光》、《惊蛰》、《中国近卫军》、《明天战争》、《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去日留痕》、《士兵志》、《百草山》、《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赌下一颗子弹》、《出关》、《城门》、《戎装女人》、《天降大任》、《三十七孔窑洞与红色中国》、《长征》等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或将根基深深地扎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反映变革中的部队所存在的种种矛盾；或以新的视角审视历史，在更为宏阔的文化背景中审视过去的战争，从而赋予“人与战争”这一军事文学的重要主题以丰富的文化内涵；或者是经历了多次实地采访以及在繁杂的历史资料的跋涉中重新发现，发挥纪实文学的优长，在表现部队现实生活与过去的战争历史方面都进行了新的开拓，使新世纪的军事文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关注变革中的部队现实，将创作的根基深深地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一直是部队作家的优良传统，而反映部队的现实生活，也是军事文学的一个重中之重，同时也是近年来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收获。与上个世纪90年代反映部队现实生活的作品大多表现“农家军歌”式的军人作为普通人的庸常而淡化崇高、消解英雄所不同的是，新世纪表现现实生活的军事长篇小说则是以对英雄群体的重新建构作为其基本特征的，但这种英雄却又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神化了的英雄有着质的不同。这些英雄大都是当前变革中的部队现实中的风云人物，作者将他们置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中，张扬他们作为新时代军人的职业意识，写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艰难的自我蜕变以及对现实中的各种矛盾的不断超越，其英雄性就体现在这种不断的超越中所体现出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并在赋予他们一定悲剧色彩的同时对其命运进行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同时也体现出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马晓莉的《楚河汉界》围绕着对一次事故的不同态度，揭示了部队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父亲”这样一个老军人在临终前的回忆，将过去的故事与现在的故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揭露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给部队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的同时探索了其历史渊源。这样，不但作者对于现实的忧患之情跃然于纸上，而且增强了作品的厚重感。徐贵祥的《明天战争》，审美内涵不仅仅在于展示了一场在军事技术发展到今天仍然令人炫目甚至让人觉得有许多科幻色彩的明天的战争样式，而且在于以“明天战争”的目光对4个军人20多年的军旅道路作出审视与评判，并塑造了代表着作者全部的人文理想和英雄精神的崭新军人岑立昊的形象。王玉彬、王苏红的《惊蛰》围绕着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训练改革中的种种矛盾展示故事情节，正面表现了新装备与老观念之间所存在的各种矛盾，表现了部队艰难的前进步伐，也塑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英雄群体。方南江的《中国近卫军》在表现一支武警部队近20年的发展历程的同时，对于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不乏尖锐的揭示与深刻的思考。所有这些反映部队改革生活的长篇小说，都以军人作家特有的忧患意识，以如何应对未来战争的角度思考今天所存在的问题，并将这种思考融进具有丰厚内涵的艺术形象之中，形成了新世纪军事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与现实题材军事文学作品擅长于“正面强攻”所不同的是，新世纪战争小说在艺术构思上，更多地体现为宏大叙事与个体体验相结合的方式，不但在艺术结构上显得更为轻灵机巧，而且对于“战争与人”这一战争文学的母题做了更具文化意蕴的拓展，对于战争中的人性的表现也更为深刻。朱秀海的长篇小说《音乐会》，将东北抗联14年坚苦卓绝的历史通过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加以表现，而且将“战争”与“音乐会”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通过小女孩的“幻觉”统一起来，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再现一段战争历史或是表现战争中对垒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之争，是从人道主义甚至更广阔的人类学的角度对战争灭绝人性的丑陋的一面加以淋漓尽致的揭示，使作品具有了更为丰厚的人文主义的内涵。李镜的长篇小说《出关》则将抗日战争作为背景，将这场战争发生之前国共两党的争执作为“前史”，过去的战争与正在进行的战争通过一支拥有2000多俘虏的特殊部队相互交融，而战争中人性的全部复杂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浓烈悲剧气氛也就体现在这种交融中。徐贵祥的《八月桂花遍地开》以人道主义的悲悯目光关照战争中的每一个人，但悲悯并非混淆是非界限，而是为了揭示在强大的战争机器面前人的无助与弱小，思考战争怎样把一个具有正常人的各种欲望的人碾压成一个战争符号的。这样，对于战争的思考也就具有了哲学的内涵，也使得其在艺术上更为丰富。张卫明的《城门》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兼容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因素，又具有现代主义的精神特质，不仅如此，在凸现与张扬军事文学审美品格的同时，体现史诗化的美学追求。在作品中，作者将人类延续了几千年的武器进化史浓缩为历时22年的起步于农兵的梭镖菜刀、牧兵的弓箭长刃的中国人民的独立与解放战争，对于他们来说，“城门”是一个转折点，它喻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产生。在这种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人的心灵冲突由此产生，而作品中“诗”的意蕴就产生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的不可逆转的命运以及人在历史与自我心灵之间的两难选择所带来的自身无法超越的悲剧之中。

　　作为军事文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军旅报告文学不但收获颇丰，而且它所彰显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作品的艺术成就本身，那就是作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对文学事业的虔诚。党益民39次进西藏写出表现西藏军人生活的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一句“用胸膛行走”，其创作态度由此可见一斑。姜安以柔弱的中年女性的带病之躯七赴延安，走遍了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期走过的37孔窑洞，历史与现实在她的采访中对接在一起，完成了《三十七孔窑洞与红色中国》的写作。王树增在写完《远东朝鲜战争》之后，又开始了其在有关长征的浩瀚的史料中的跋涉，在掌握大量第一手以及最新发现的资料的同时，以人类学的视角反观长征，于最近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长征》。在商品经济时代连精神产品都可以快速制造的年代，他们的创作态度与方法无疑显得有些“笨拙”，但恰是这种“笨拙”，使他们从生活或史料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发现，而生活与历史也给了他们丰厚的馈赠，那就是作品本身所具备厚重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上的精湛。这些军旅报告文学不但在军旅文坛，也在整个文坛形成了一道坚韧厚重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