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治“国”无术可以原谅,但贪渎有方就不可原谅,他这样做,对得起人民吗
要发动百万人上街头是很难的,更难的是百万人上街头没有发生暴动,这更了不起
■特约记者 陈婉容 发自台北
在台湾,只要提起施明德,大家最强烈的反应是:为什么一个人被国民党政府囚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饱受摧残与刑求,23岁时就被拔光牙齿,甚至妻离女散、家破人亡,出狱后,竟然没有一点点恨意,还能身体力行,提倡“大和解”。 他在出狱时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忍耐是不够的,必须宽恕。”
施明德在台湾政界,也被视为先知,他提倡的主张总早于他的时代。所以,他才会饱受当局的压迫。
他是台湾有史以来最传奇的人物之一。他的传奇,夹杂着社会特殊时空的情境和他个人的人格修为,谱出了施明德的特殊风格与经历。
26年后,这位曾因为理想在狱中度过大半青春岁月的人,再次带领台湾人民,向贪渎和腐败发起进攻。
再次专访定在11月2日的台北车站。当时红衫军正处于暂时休兵状态,但施明德依然继续驻扎在台北车站,为了最终的倒扁目标而坚守。
记者走进施先生的休息室,没想到他还记得我,热情地和我打招呼。虽然是第二次见他,但我仍然像第一次一样,敬畏而紧张。
听他侃侃而谈他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的人生,听他讲述他的生平理念,听他娓娓道来一路走过的心路历程,听他这次倒扁运动的风风雨雨,听他的开怀大笑和自我调侃……
在和记者谈话过程中,他还吃着药,药的种类很多,有药水和药片,他一边吃药,一边接受访问。
有个细节让人想起来就觉得感动:聊天过程中,他看助理放在我面前的一瓶矿泉水一直没动,他就主动扭开瓶子,倒进杯子里给我……
和他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你能感觉到这个历经大风大浪的民主斗士的气量,一个历经磨难的60多岁的男子,一生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
一个极其浪漫的人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有限的资源或条件,企图追求无限的目标和理想的那一份气质和情怀。”
最让人动容的是,巨大苦难的背后,他从不说一个恨字。
他说:“宽恕,是结束苦痛最美丽的句号。”
在囚满二十五年出狱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忍耐是不够的,必须宽恕。”
这不但成为他的座右铭,也打动了所有人。
忍耐是不够的,还需宽恕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在牢房度过了25年,能不能和我们谈谈您一生面对困难遭遇时的感受?
施明德:在我的一生中,逆境是常态,顺境反而是例外。久而久之,我就发展出一套“逆境哲学”,坐牢的时候称它为“囚犯哲学”。
这些内容并不是来自老师的指导,而是我自身体验领悟的,自己谈起来就更加欣喜,听者也会比较有共鸣。
简单地讲,我的逆境哲学有五点:
第一,人生是多面向的,失中必有得,得中亦有失。我一生被囚禁25年半,坐牢不久我就发现,“囚禁只是一种失去空间换来的生活状态”。
自由人的空间是辽阔的,原则上是包括了人类所能活动的全部空间。自由人虽能享有辽阔的空间,却不得不为名为利为世俗杂务奔波,以致匆忙和时间不足便成为现代自由人的共同感受。
囚犯的空间固然是有限的,有时甚至必须孤单地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押房里;相对的,却能拥有更多时间来研究或思考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这一点,是自由人很难享有的。我以为时间和空间同样都是人类领略生命的要件。自由人有辽阔的空间,却失去了时间;囚犯失去了空间,却换来了时间。囚犯和自由人的最大差异之一,便是拥有时间和空间的不同。
一个逆境中的囚犯,如果不懂得以失去的空间换时间充实自己,而成天幻想自由的滋味,乃至挖空心思想要提早“自由”,我敢说一旦他自由了,仍然是一无所得。
第二,不要求环境适应自己,应该要求自己适应环境。
囚犯的环境是被统治者决定和支配的,客观环境是这样,如果还要放纵自己的欲望,强求环境能立即改变以顺服自己主观愿望,将会为自己增添焦躁、苦恼、哀伤等困扰,甚而削弱自己的生机。
有人会以人定胜天来反驳,但是真的“人定胜天”吗?越来越多的环境破坏显示,继续坚持这样的想法可能会导致人类的自取灭亡。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与环境取得调和关系。我所谓适应环境就是这个道理,它不只是生存手段,更是一种生活的本质。
第三,拒绝接受“绝望”意识。
要如何拒绝绝望的控制呢?就是要学会永葆信心,要了解自身所处的逆境是一种表层的限制,而不是最后的结论,确信当这种表象式的人为情势或条件改变时,环境就跟着转变了。
多年的牢狱生活,我见过许多囚犯因为无法适应环境而绝望,导致心态和行为的异常,最后甚至发疯,或者有幸出狱但却经常生活在心牢桎梏之中的事例。
所以我常讲:“人生最恐怖的东西就是绝望。”当人产生了绝望的意识之后,会丧失斗志也会软弱犯错和堕落,就这样摧毁了自我的意志与心灵。而有信心与希望的人,就能运用有智慧有力量的方式,来面对逆境的挑战,摆脱逆境的纠缠,最后让自我意志力与生命力达到高贵的情境。
第四,学习欣赏包容的美感。
如果能有包容的心胸尊重处于弱势的人或团体的存在,勇于面对弱势者的批评声音,这就是一种令人欣慰的生命美感呈现。这种生命的美感不仅能让人在心理上领略到舒适和愉悦,而且也能让人的心灵境界自我提升。
第五,学会品尝“宽恕”的愉悦。
我有机会宽恕伤害我的人,虽然他让我过去陷入逆境之中,让我感到痛苦,但是我选择原谅他。当你原谅他的时候,你也会变得有尊严起来,而且这种不与其计较的态度,不仅消解了愤怒与仇恨,也让自己获得愉悦的感觉,这是金钱买不到的快乐。所以我常说:“忍耐是不够的,还必须宽恕。”
宽恕不是姑息,也不是藉由原谅别人来获取阿Q式的精神胜利,更不是强者对他人施舍怜悯时所具有的倨傲姿态;宽恕是一种善意与善行,有善意者能自我肯定与超越,有善行者能改变社会,使社会进步。
一场意外的黄昏之战
记者:可以谈谈与陈水扁最初的相识吗?那时的他,你怎么看?他给你的最深印象是怎样的?
施明德:陈水扁是在“美丽岛事件”以后才出现的。如果要划分一个等级的话,我认为A级的律师就像谢长廷,苏贞昌,但陈水扁大概就只有C级。
我当时是召集人,他当干事,每天晚上9点钟一定会准时给我打电话,问我明天的行程规划。我感觉他做事非常认真,但资质很平庸。他得权以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感觉他很会搞派系,搞分裂,执着于政治利益。
记者:美丽岛时期的陈水扁和当政的陈水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你跟陈水扁很熟悉,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词语概括他的性格、为人、与其变化?
施明德:近年来,不管在演说还是替人题字的时候,我最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承受苦难易,抗拒诱惑难。”我只能说陈水扁是个非常高明的政客,我发现他是一个在不同场合说话很准确,但是话语缺乏一致性的政治人物。
我曾经开玩笑地和陈水扁的助理说:“你把他在每个场合说过的话都记录下来,然后你就可以出版一本书,书名可以取为:《人话鬼话》。”以前和他共事过的同事们给过他一个很有名的封号:“鸭霸扁(闽南语:“鸭霸”意指非常霸道,不讲道理)”。
记者:作为民进党前主席,您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出来反扁?
施明德:我都已经看他(陈水扁)这么几年了,他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其实早在很久以前我已经听到很多贪渎的消息,但是直到他的女婿赵建铭被收押,知道他的“国务机要费”竟然是如此的使用,这些都让台湾社会为之哗然。陈水扁治“国”无术可以原谅,但贪渎有方就不可原谅,他这样做,对得起人民吗?
记者:您强调“爱与和平”,用和平情愿的方式表达反贪诉求,这样的心态和思想,有人评论说是甘地和曼德拉的境界。您的这些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施明德:我想,运动本来就是有两条路线,群众运动会有倾向于暴力型的,也会有倾向和平型的。暴力型的经常最后变成革命的方式,摧毁这个体制,建构一个新的体制。和平的方式,也有可能达到摧毁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效果。
甘地那时候所做的行为,是对一个旧的帝国主义殖民地体制的摧毁。如果你使用武力的话,坦白讲是以卵击石,成功的机会反而会很小。所以甘地那时候才会发展出“和平非暴力”这样一个主张。
以台湾来讲,我认为台湾用和平的方式,是台湾的民主制度化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如果在这个状况下,我们用群众的力量,把陈水扁抓起来,然后成立一个革命政府,会怎么样呢?人民会接受吗?如果因为陈水扁一个人,我们就摧毁掉我们已经好不容易建立的民主体制,是不是得不偿失?这个问题大家都要去思考。
我作为一个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人,我就要和人民的脉动一致。当大家对政局愤怒的时候,也曾经有人问过我:“啊!你怎么不表现出态度强悍一点呢?”我对他们说:我当然明白啊!我肯定也有冲动,我怎么可能没有呢?
但是台湾从来没有过百万人民上街头游行,世界上也没有,几乎很少看到!
1960年代美国马丁·路德·金的黑人平权运动,当时他在纽约号召游行,美国有2亿多人口,光纽约就有千万人口,结果游行的只有20万人。台湾有2300万人口,台北市100万不到200万的人口,就有100多万人为了倒扁运动而走上街头,你看有多伟大!
我们至少汇集过三次以上的百万人:8月12号,我号召民众倒扁捐100元,只用了七个工作日,就有110多万人到邮局汇款。“9·15”荧光围城也有百万人,10月10号游行也有百万人。这表示自主性的人民出现了,这股力量,这样觉醒的人民,才能够保住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以及和平。
所以我当天晚上就觉得:此生,我死可瞑目了!
要发动百万人上街头是很难的,更难的是百万人上街头没有发生暴动,这更了不起。
有这样高素质的人民,台湾虽然目前有短暂的困顿,但是未来非常光明,这是我对台湾未来最大的信心来源。
所以,这个不只是来自于甘地,来自于曼德拉,而是群众运动本身就可能发展成两条路线,而用“和平非暴力”的路线对台湾的利益比较大。
记者:您怎么评价这次的倒扁运动,有什么不足吗?
施明德:可能很多人会说:“阿扁没有下台,这个运动好像就没有达到目的。”这当然是一种看法,但我认为这个运动在9月9号(倒扁静坐开始)和9月15号(荧光围城)就已经成功了。
像我刚才提到的这样自发性的人民,而且有素养的这样庞大的人民站出来,阿扁的政治人格、政治地位已经被判死刑了,他将来在历史上的地位也已经确定了,他不可能翻身了!即使在位再拖到一年多后,他也没有“施政”的能力了。
而且我敢断言,一年多以后当他下台时,他一定会像韩国的全斗焕、卢泰愚一样,被判刑。
这次倒扁运动的第一个成就是:带领台湾人民鼓起了反贪腐的声浪;
第二个,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不分党派、不分统独的运动,大家穿起红衣共同走上街头,这也促进了台湾内部族群的和解;
第三个,我们这次的运动要求礼义廉耻,要求重建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要人文教育的呼唤,我相信会对台湾产生深远的影响。
它不只是限于今天,我想即使是过了5年、10年、或是二三十年之后,台湾人民会有个共同的记忆:在2006年,全台湾有这样的红衫军,袭卷全岛,让全世界注目。这是这个小小的台湾创造出来的红色奇迹。
虽然我真的很艰苦,就睡在这里,睡在这个囚车上面(施先生满脸笑容地对我比划他身后的车子),但是我觉得很值。
这次运动,是对台湾状况进行的一次大检验,对我们的教育进行检验,对我们“宪法”所赋予人民的权利的一个检验,比如“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但结果发现其实都没有,只有一个选举权而已。
这些问题如何去改善?我们的道德标准核心价值要怎么样建构?这些都是长远的,不是现在能看得出来的。
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
记者:您对台湾岛内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看法和态度是怎样的?有什么对策?
施明德:我今天的身份不适宜对政治状况多说什么。因为我和百万计的人民有约,是要反对贪腐,要求阿扁下台。
但是阿扁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样?这也是我应该思考的问题:真的是核心价值错乱吗?这50年来,应该有什么样的品格教育?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公民教育是失败了,才会产生像陈水扁这样的人来治理台湾。
还有他的女婿做了这些事情到今天,他完全没有认错。我们(本来)都相信台大教出的学生,这表示整个公民教育的挫败。
第二个也是体制出了问题。我们这个体制让一个“总统”拥有了太大的权力,然后没办法监督制衡,所以我一直主张改成“内阁制”。
(施先生接着问记者:你这段时间有在大陆吗?好像大陆的媒体都很关注倒扁运动,凤凰卫视和一些报纸都在大登特登。我已经看了很多媒体用我作封面,例如香港的《文汇报》。)
记者:您对于友谊的看法如何?您怎么看待战友的离开?
施明德:我想不是那些战友离开我,而是我离开那些老战友。
我今天早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为了台湾的民主这么奋斗,受尽煎熬走过来,但到了2000年,“政权”和平移转后,我很多朋友都感叹说:“好辛苦,打下天下了。”但他们只忙着享受权力分享利益。
反而我没有去享受权力,我自己还在争取,因为我发现,民主这一课,真的没办法画下句点。
不同的时间总有新的议题出现,人民有新的主张必须去满足,有新的困难必须去挑战,人民必须不断地为了民主而努力。
就像我的朋友们,他们觉得已经得天下了,他们就享受权力,结果就是快速堕落。然后我这个民主的老兵,知道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所以我又和人民站在一起,高举了反贪腐这个旗帜,这样走过来我当然会有点感伤。我在8月7号写给陈水扁的信,我承认我有“老革命的温情主义”,但是我一旦说出来了,就表示和温情主义切割了。
当然,我是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敌人的人。对朋友,我会把他当成永远的朋友;但对敌人,我可以和他共处转换成朋友。所以我对于友谊,人世间人和人之间的情谊,包括两性的爱情,无论哪种情谊我一直都很珍惜。
当然如果碰到像陈水扁这样我必须和他切割的时候,内心当然很痛苦,但是情势让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我了解,民主这一课没有句点。
记者:您会在倒扁运动结束之后,出一本更详细的记录您生平的自传吗?
施明德:我们这里的朋友已经在帮我整理这段时间的访问稿和演讲稿,可能整理出来以后会有大约两三本书。
可能有时候,别人的观察和实际的现实状况,还是会有点小小的落差。
前阵子泰国的电视台也希望我去对谈,我想,只要是和倒扁运动有关系的,我都会去。
记者:能不能谈一下您目前的身体状况?
施明德:我本来就有定期检查身体的习惯,我这次为了推动这个反贪腐运动,提前几天去做检查,结果发现我的肝有1.5公分的肿瘤,然后我就要求当天确诊,后天就用医院最新的疗法,用像一个针头一样的东西插进去把肿瘤烧掉,同时也抽取一部分出来检验。几天之后证实,检验的结果是肝癌。
很多人也很惊讶,我刚做完肝癌手术就上街头混了两个多月,而且还跑遍台湾各地,那样的疲倦。(施先生骄傲地开心笑起来)
我想这也可以给很多病人一个借鉴,不要一听到癌症就那么恐惧,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把生命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
我经常和人家讲:“我的生命不是在于追求长寿,而在于完成使命!”
所以半个月以前在医院又做了检查,发现并没有扩散和转移,癌症最怕的就是扩散转移。目前算是比较稳定。
但肝癌病需要充分的休息,我在这里没有办法(施先生指了指他住的车子),远比一般人的休息时间还少。
很多人看我去外面静坐,坐了大约半小时、40分钟,红衫军就催我进来休息。很有趣,他们反而比我更关心自己的健康。(笑)
记者:您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施明德:这是我人生最后一战,很多人给我建议,但是都还不成熟。
我想,整理我的回忆录是必要的,不管是文字还是影像。我累计太多影像和文字记录了,例如我的演讲稿,很多是我到各国或台湾各大学的演讲内容,去年也有大学设了施明德讲座。
倒扁运动结束后,我当然要有一段修养的时间,毕竟是一个被证实罹患了癌症的人,未来的一两年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百年之后我还会在
记者:在1995年你当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您提出了民进党上台也不必要宣布“台独”,你也提到了和解咖啡,或者是两岸谈判,是什么造成您这样的转变?常常有人说您是个寂寞的先知,您看到了什么,又感悟到了什么?
施明德:我当然很难说自己是先知,为什么我那个时候提出这个主张。但是因为我在牢里囚禁了25年,25年之间,我常常被关在房间里,有13年只有跟书本为伍,跟自己对话,所以我不像很多人那样有很多玩的机会。
我有那么广泛的阅读,不断地跟我自己对话,我会思考很多问题,出来以后也自然是这个样子。我在“立法院”开会,很嘈杂的时候,我真的不想听了,我很自然地坐在那里,我真的神游了,在想自己的事情,但是一发生什么事情,我又马上回到现实,所以我是不需要有盘腿打坐静坐的一个专家。
你想要做一个先知也好,一个科学家也好,你怎样发掘问题,那是第一步。一个对事物、对外界茫然无知的、没有感动、没有知觉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科学家。因为你根本看不到事情,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看到问题的人就自然思索怎么解套、怎么解决。
记者:您刚才一直提到历史地位,那您觉得您打响了黄昏的这一战之后,希望历史给您什么样的评价?
施明德:我想在创造台湾民主的过程当中,我参与了缔造前半部分,我也参与了下半部分,让台湾的民主完整化,也就是说让水能载舟,历史已经证明,也可以事实说明,我参与了,我就有贡献了。
现在水能覆舟,在这一部分,历史也会见证,我参与了,我奉献了。真的,上天对我太美好了,太宽厚了,让我活着的时候,可以同时完成台湾民主化的上半工程以及下半工程,感谢上帝,感谢天。
记者:您以“苏武牧羊十九年”来比喻自己,您也说过您孤独您寂寞但是您正确,您会为此奋斗不休。现在百万人支持您,您还觉得孤独吗?
施明德:有时候孤独不是言语的,孤独是一种意境,是一种感觉,有的时候,你置身百万人中仍然会觉得孤独,有时候你单独一个人,也会感觉到孤独但不寂寞,不寂寞也是一种意境。
我提到“苏武牧羊”,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苏武这个人,我相信一百个知道苏武的,大概有九十几个不知道那个时候皇帝是谁,虽然那个皇帝是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所以百年之后大家来看历史,对过去人物的崇敬怀念,跟现在人是不一样的。
我相信百年之后我还会在。
就像我在法庭上的“美丽岛大审”之后写了一个传,最后的那份政治遗嘱我说到的,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法庭会还我公道。 (责任编辑: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