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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萌动之后，他才会有相应的个人自由的要求，才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慢慢地脱离沉默的大多数

　　文/刘芳

　　中国新闻周刊：有没有感觉当代社会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标识在慢慢模糊？

　　贾樟柯：我在外面跑那么多年，对于华语地区，我最大的感受是传统不光是在书本古籍里，更多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之前我真的相信大陆文化是华语文化的主体，但是走了这么多华语地区，包括东南亚，我觉得内地文化只是一部分，因为非常多的文化不是我们传承下来的。

　　我特别喜欢香港，在九龙坐车，那些迎面而来的繁体字招牌，还有竖版印刷的书籍，让人觉得特别亲切。书法跟中国人有很深的血缘关系，在香港再看到繁体字就会勾起对整个文化系统的回忆和感觉。香港是一个又现代又传统的地方，走在九龙的小巷子里，看很多老人在辛苦的工作，还有很多卖海产干货、药材的店，会让我觉得恍惚，仿佛回到了清末。这种时间的、历史的想象非常有意思。

　　台湾也是很有文化传统的地方，我只去过一次，了解不深，但感觉它跟香港比起来，是另外一种感觉。比如有一次我在一个咖啡馆等人，突然进来几个小年轻，带着棒球帽的，很“晃”的那种。老板娘问他们“几位？”那个小年轻竟然说古文：“仅四位而已。”我就觉得别看他的外表衣着是很西化的，但是他的语言、内里还是很不同的。

　　中国新闻周刊：港台和内地传统文化的不同传承在电影里有什么体现？

　　贾樟柯：打个比方，我非常欣赏王家卫，但是我觉得他的工作我做不来。《花样年华》不是旗袍、香港的60年代展示这么简单，它背后是香港文化的一脉相承。就是说在1949年之前，中国的流行文化是有过发展的，但是在1949年大陆的流行文化“咔”的一声都切断了，但在香港没有。

　　我最近一直推崇《马路天使》这部电影。之前我们把它放在左翼电影的角度来了解，说它有社会正义感等等，实际上《马路天使》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对普通人、世俗生活的记录。中国的传统一直就是重视街坊邻里，现在在香港的电影里特别能看到这种感觉，比较早的那部尔东升的《新不了情》，里面的邻里关系让人觉得特别亲切。甚至在杜琪峰的《黑社会》里面也有，什么棺材铺啊之类的东西。

　　但我们在1949年之后，这种东西逐渐就被高大全、英雄形象给压缩得没有了。大陆的电影里很多都是些天外来物，都不知道是哪儿的人，说的也不是人话。我记得最好笑的是在北影上学的时候看过一个国产电影，1995年讲一个县委书记早上和妻子吃早餐，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县委书记早餐餐桌上是牛奶、橙汁、面包，还是烤的那种。这完全不是中国人吃的东西，他们以为，出现在电影里面的早餐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不是稀饭油条咸菜。

　　中国新闻周刊：那怎样才能在电影中融入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

　　贾樟柯：传统文化最主要是在人际关系、日常生活之中，是看不见的，在运动之中的。对于电影来说，导演本身去贴近一个人的真实现状，贴近中国现实的人际交往，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的工作。很多电影拍的想当然，故事没有背景没有国家，这反而是对历史对传统的破坏。电影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还在于细节，比如饮食、武术等等。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电影一直在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你觉得我们怎样才能为自己找到一个方向，摆脱迷茫和焦灼？

　　贾樟柯：现在大家说起“80后”会认为他们非常个人非常自我，但实际上这个社会的个人意识还是很淡。很多权利的意识、自由的意识是跟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人的自我意识萌动之后，他才会有相应的个人自由的要求，才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慢慢地脱离沉默的大多数。

(责任编辑：黄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