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之剑是这样磨成的

　　　■编者按

　　4月1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10周年。《焦点访谈》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电视栏目，而是代表舆论监督的一个符号。十年来，《焦点访谈》以他们的三千五百多期节目，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之路”。

　　特殊的地位导致了它特殊的影响力。作为一个电视栏目，《焦点访谈》罕见地得到了共和国三任总理的题辞和赠言。

　　4月8日，温家宝总理给《焦点访谈》发来亲笔信，祝愿它越办越好，强调“人民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是对政府工作最好的批评和监督。只有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犯骄傲自满的错误”。

　　据了解，《焦点访谈》之后全国电视台曾开办了六十多个类似《焦点访谈》的栏目。经过十年的努力探索，可以肯定，以《焦点访谈》为标志的舆论监督将以一个新的姿态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这个时候，回望、梳理一下这十年历程，其意义，应该并不仅仅限于《焦点访谈》本身。

　　今年4月1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10周年。4月8日，温家宝总理给《焦点访谈》发来亲笔信，认为《焦点访谈》用责任作为主题，回顾十年的历程，展望未来的前景，很有意义。

　　他指出，责任，就是新闻工作者对国家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

　　责任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刻的了解，对国家和人民深厚的感情。只有对国家和人民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

　　责任体现在对焦点的关注和正确的把握，特别是要善于抓住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责任还体现在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讲求社会效益。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是对政府工作最好的批评和监督。只有人民的批评和监督，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犯骄傲自满的错误。

　　希望《焦点访谈》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越办越好。

　　如果说，1994年4月1日有什么值得记下一笔的话，《焦点访谈》的诞生不应该被历史抹掉。

　　这个日后掀起中国舆论监督热潮的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当天播出了第一期：《’94国债发行的第一天》，编导戴明，主持人张恒，时长13分。

　　十年后，2004年4月1日，《焦点访谈》的“大眼睛”标志第3527次在屏幕上出现，这期节目名为“坑农劣肥肥了谁”，曝光湖南衡阳地区销售假化肥情况。10年的刻度足以让很多东西颜色褪尽，甚至消亡，但历经风雨的《焦点访谈》，色泽愈加鲜艳。

　　每天19时38分，很多人习惯性地将电视锁定中央台《焦点访谈》———10年不间断地磨砺，它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不少人生活的一部分。“焦点访谈”四个字，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细节，深深镌入了整个社会的肌肤。

　　它聚焦社会，社会目光也聚焦它———无论观众、新闻理论研究者、政治学家、党政干部还是中央领导。最近的一次在4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到《焦点访谈》栏目座谈，他赞扬所有工作人员10年来进行的努力，使《焦点访谈》“成为党和政府推动工作的好帮手，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成为最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的主心骨，成为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名牌电视栏目”。

　　可以说，《焦点访谈》的涵义，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电视节目所能概括的。

　　 一个真正的社会守望者

　　就像《焦点访谈》日后能对中国改革有所推进触动一样，它本身也是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的产物，骨子里天然含有革新的因子。

　　脱胎于《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的《焦点访谈》，呱呱坠地那一刻并没有鲜明地举起舆论监督的大旗。

　　央视副总编辑、《焦点访谈》的创始人孙玉胜在谋划这个晚间播出的新栏目时，把内容设定于热点、焦点、难点新闻事件，以调查分析加访谈述评的方式进行深度报道，本意是改革电视新闻报道手法，还没“上升”到对社会进行舆论监督的“高度”。

　　“我们在日后的探索中，发现用电视手段报道一些焦点、难点，能够起到不小的舆论监督作用，也就有了这样的定位。”孙玉胜说。

　　《焦点访谈》的第一个监督节目是在开播两天后，播出了一个北京郊区占用耕地修建坟墓的批评报道，事不大，但却是对“滥用权力”行为的一次旗帜鲜明地监督，反响很好。这之后，《焦点访谈》“一发不可收拾”，旗下年轻的记者们以高昂的热情在全国各地奔波，“盗伐危及大动脉”、“309国道乱收费”、“河道里建起商品楼”等报道，都是轰动一时的经典之作，《焦点访谈》因此声名鹊起，成为中国舆论监督的“急先锋”，收视率曾高达30％左右，堪称中国电视史上的“奇迹”。

　　事实上，孙玉胜在《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一书中写到，“舆论监督”只是“焦点”节目的功能之一。有统计显示，在其批评监督类节目最多的年份和季节，比例也没超过播出总量的22％。《焦点访谈》却能靠这小部分节目成功，原因何在？

　　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者展江的话说，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焦点访谈》在社会转型时期产生，顺应了公众反腐败的期待和要求。

　　对《焦点访谈》研究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涂光晋教授认为，作为强势的电视媒体，尤其是央视这样一个中央级新闻媒体，在黄金时段以每天一集的高密度播出电视评论类节目，既有利于舆论监督，也有利于舆论引导。

　　另一方面，对中央领导和各级政府来说，也需要一个观察民情、倾听民意的窗口，需要一个调节公众情绪的“减压阀”，作为国家级电视台新闻评论类栏目的《焦点访谈》无疑可以很好地承担起这个任务。公众的需求与党和政府的支持兼具，“天时、地利、人和”兼备，特殊的地位与《焦点访谈》同仁们的特别努力，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影响力；舆论监督的持续性与有效性也进一步促使它声名的扩张和监督功能的强化。

　　“它很好地承担起了媒体的社会功能———一个真正的社会守望者。”但涂光晋教授认为，这种成功模式是其他电视类媒体不可比拟的也无法复制的，“《焦点访谈》注定要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留下特别的一笔。”

　　 “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

　　孙玉胜有个随身携带的电子记事本，里面列了《焦点访谈》初创时的采访编辑原则：

　　要以正确的立场来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采访事件、制作节目，不能“过把瘾就死”；

　　本节目不回避矛盾与问题，而这正是我们报道之主体，但出发点应该是积极的，要建设而不要破坏；

　　此节目具有强烈的新闻性，选题、采访、画面、编辑，节目制作必须符合电视新闻规律。

　　“归纳起来就是：《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是建设性的监督，不是为揭露而揭露，而是从解决问题出发。”孙玉胜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帮忙不添乱”的监督方式，就是节目既得到上级支持，又得到老百姓信赖，能够生存十年的主要原因。

　　正如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中国改革一样，任何急于求成、企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做法都会遭到挫败，电视新闻改革也如此。《焦点访谈》的团队成员们都坚守这样的原则：必须在改革与现实条件之间把握一种平衡。

　　制片人兼主编余伟利直接负责《焦点访谈》的内容制作，对这种“中国特色式的监督”体会更深：“在体制框架内做一些事情，怎么样做得更完美，社会效益最大化，同时又要把媒体的立场表达出来，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结合点。”

　　 他们在推动

　　“什么该报，什么不该报，该如何报，都需要智慧与技巧。”余伟利告诉记者，十年来《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火力”主要集中在两块，一是滥用公权行为，比如国家权力机关徇私舞弊，或者用公权来损害老百姓的权利等，都是《焦点访谈》监督得比较多的内容；另一部分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监督，比如曝光在电影院里放黄色录像，暗访实习女生进了歌舞厅等，通过对这些丑恶现象的鞭挞，起了净化社会环境的作用。

　　“有时候虽然报道的是一个点，但涉及到的是一个面，或者是一条线。这对工作推进的力度是很大的。”说起这些成功案例，孙玉胜如数家珍：山西公共场所乱罚款问题报道后，国务院制定政策来治理整个社会领域内的乱罚款问题；对黑龙江某地进行的“挪用巨额粮款”的调查，促使整个黑龙江全省搞了一次大检查，解决粮款挪用隐患问题。

　　事实上，《焦点访谈》的报道，大多数都引起了中央和省部委领导的重视，不少陈案积案疑难案常见案等等，都在中央领导的直接重视下得到解决。

　　“我们报道的是一个点，但是由此引发的政策往往造成一条线，甚至是一个面的影响。”梁建增说。

　　农民负担、形式主义、公路三乱、地方保护、药品保护、药品造假、国储粮造假、棉花掺杂使假、环境资源破坏、挪用贪污……诸多问题，都是从《焦点访谈》调查揭露问题开始，最后经行政和法律手段得以解决。《焦点访谈》以自己翔实深入的调查，成为行政与法律进入的向导。

　　焦点访谈还推动了很多政策的出台。

　　梁建增说：“《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有的是直接促使政策出台；有的是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事实依据，比如1998年北京沙尘暴的报道，使国务院拨上百亿资金用于北京周边环境保护；有的是促使政府检查现法规的执行情况。作为国家电视台，《焦点访谈》有责任成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

　　孙玉胜在《十年》一书中写道：“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开设了《焦点访谈》监督情况反馈机制，就中央领导同志每一次对《焦点访谈》做出的批示以及批示后的监督事件与人员进行正式的行政范围的调查和查处，而后视调查情况将一些涉及法律问题的案件移交司法。2002年当年，《焦点访谈》报道的事件中，有41起被纳入国务院督察反馈机制。调查进入得迅速而深入，查处力度大。有学者和专家将这种机制视作‘新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我认为，这样的机制使舆论监督能够与行政的力量，继而与法律的力量相接通，监督的落实变得制度化和常规化了。”

　　“中国特色的舆论监督”，要求《焦点访谈》比纯粹从新闻价值角度考虑得更多。“譬如我们还是要考虑地域平衡、行业平衡，软和硬的结合性报道等多种因素，这样一是为了播出的安全，另一个是为了大家的承受能力。”余伟利认为，如果一个栏目成天播司法方面的问题，虽然达到了宣泄的目的，但是无益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去做了。可过了一个月，这里又发生了一个更大的事情，那我们做不做呢？这时候，我们就要用相对建设性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权衡利弊，做出更为合理合情的判断。”

　　“这就是《焦点访谈》比较突出的特色：中规中矩，强调有度，强调党和国家政策，考虑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考虑到各个方面的需要，每一个方面又不做得很过火，所以属于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是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监督。”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研究员郭镇之说。

　　李长春视察《焦点访谈》

　　4月28日下午2时，中央电视台东门。《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新闻线索材料收递窗口刚刚打开，十多个人一拥而上，满怀期望地递上厚厚一摞材料。

　　收材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央台就这两个栏目开了这个对外的窗口，每天前来投诉的全国各地的人络绎不绝。他时常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三个人轮班，“今天上午就收到150多份，下午收完了后送到各栏目去处理。”

　　一位披麻戴孝的年轻妇女，带着两个四五岁大的孩子坐在台阶上不肯离去。“我要见《焦点访谈》的领导，为我死去的丈夫伸冤。”她的声音哽咽而嘶哑。细雨飘下来，两个面色惊恐的孩子在风中瑟瑟发抖。

　　这是中央电视台东门极其常见的一幕。那位工作人员说，他见过人数最多的群体性上访达好几百人，晚上整条街上横七竖八躺满了人。

　　“《焦点访谈》是公众的守望者，而不是救世主。”学者和《焦点访谈》的员工都屡屡强调这句话，然而投诉无门、反映问题渠道不畅的老百姓们，依旧固执地将其看作“焦青天”。

　　余伟利感叹，《焦点访谈》栏目以及记者们都很清楚，作为媒体和从业人员的职责任务和功能所在，但很多时候感觉不堪承受之重：“我们承载不了太多殷殷期望。”

　　在《焦点访谈》拥挤的办公室里，随处可见蓝色的大麻袋，里面是成捆成捆的信件。余伟利说，这只是最近收到的部分观众来信，其他房间还有好几麻袋，这尚不包括收到的电子邮件、传真和电话。

　　栏目设专人负责拆阅信件，挑选出有价值、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的新闻线索予以报道，有一些转交给相关职能部门参阅处理。

　　然而，《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却在近年呈减弱之势。敬一丹一次向温家宝总理陈情，由于“说情”之风日盛，《焦点访谈》舆论监督量从1998年最高峰降低到2002年的17％。

　　“先是同学、熟人、朋友、同事来说情，后来发展到组织行为，动用他们的权力资源，发文、打招呼甚至恐吓，有时候不知为什么就播不了了，错失了很多好题材。”余伟利无可奈何地表示，这些“不可抗力”，是影响《焦点访谈》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经过两年低迷的《焦点访谈》在今年春节后赢来了转机。今年2月2日，主管宣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央视的一份汇报上专门批示，大意是《焦点访谈》应该成为中央电视台舆论的阵地，质量要提高，数量要增加。

　　4月16日，李长春到中央台看望《焦点访谈》工作人员时，更是鼓励他们“舆论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实事求是，准确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趋势，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使我们的报道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的检验，增强舆论监督的生命力。要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分析科学，把握得当，增强舆论监督的说服力。要客观公正，出以公心，多方核实情况，听取不同意见，增强舆论监督的公信力。要注重社会效果，跟踪报道，有始有终，推动问题的解决，增强舆论监督的影响力。

　　“我们当时在场的人都很受鼓舞！”余伟利语气中透着兴奋。

　　涂光晋认为，下一步重点应该落在舆论监督的质量上。“很多人觉得它的舆论监督弱了，最大问题不是数量少了，而是监督对象层级不够，老在乡镇一级打苍蝇拍蚊子，多了大家也会厌烦。”

　　涂教授认为，如果一个中央级媒体黄金时段的重头栏目在社会最热点、最焦点问题上未能及时、到位地报道与评析，就会偏离主流话语，长此以往，也会降低其社会影响力。

　　对于这些质疑，余伟利坦然地承认，在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上，确实有拓展的需要，也有拓展的空间。

　　学者们和业界人士趋于一致地认识是：《焦点访谈》推行舆论监督虽然获得了很大成功，但进一步推进需要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起到真正地、持久地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目前，《党内监督条例》出台，在党的系统内对舆论监督有了制度化基础，一些地方如深圳市也制定法规对舆论监督进行保护，但全国性条文还没有。有学者建议，可以考虑制定具操作性的《舆论监督法》来予以保障。那样一来，所有的舆论监督栏目都可以很好发挥作用，《焦点访谈》也才能从“过载”状态中解放出来。

　　新起点有新挑战

　　《焦点访谈》的成功，部分来自它诞生的恰逢其时。

　　10年前的中国，可以说是适合一个新生媒体成长的黄金时期了。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一边是社会急遽转型和经济的突飞猛进，一边是思想的活跃和对信息的饥渴。观念碰撞，矛盾交织，社会不公，规则阙如……纷繁的时代，需要有监测社会的守望者。

　　事实上，中国的舆论监督并非《焦点访谈》的伴生物。早在1980年代，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纸媒体，就已把“舆论监督”的概念演绎得如火如荼。尽管早期电视方面的表现手法相对单一，一档接近于深度评析的新闻节目《观察思考》也曾擦出过小小的火花。

　　《焦点访谈》的适时出现，以“事实＋观点”的崭新表现形式、初生牛犊的锐气以及中央电视台作为强势媒体的地位，顺理成章地站在了“领军”的位置上。

　　“那时候真是做什么新闻都有人看，都受欢迎。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先例，观众比较容易满足。”孙玉胜回忆说。

　　无疑，《焦点访谈》的出现，开启了人们对舆论监督类新闻的需求阀门。“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焦点访谈》当年的几句宣传词风传大江南北。地方台以此为范本纷纷仿效，有一种夸张的说法：几乎在一夜之间，中国涌出了60多套类似的《焦点访谈》的监督型节目。

　　余伟利反对把《焦点访谈》神圣化、崇高化，但她认同这样的评价：从所发挥的作用来看，《焦点访谈》的确开创了中国媒体舆论监督的一个新阶段。

　　十年磨一剑。三千多个日日夜夜中，有高峰，有低谷，《焦点访谈》一直走到今天。当年“克隆”而生的节目80％已经消失，《焦点访谈》还是当年的那个它吗？

　　除了要面对制度不完善带来的种种阻力，《焦点访谈》更应该深思来自公众对它自身的质疑：同质化、题材陈旧、偏离主流话语、报道模式套路化。

　　不进则退，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涂光晋教授说，经过十年大发展，中国媒体进入空前繁荣状态，竞争日益激烈，《焦点访谈》虽然还有一些优势，但不可能再像当年一样“一枝独秀”，“它必须要有危机意识，尤其要苦练‘内功’，提高业务素质，才能在新的竞争中继续保持自己的优势。”

　　对站在新起点上的《焦点访谈》来说，内外都面临一场严峻挑战。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孙亚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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