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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每静观五代南唐江南人顾宏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心里总会蓦地有那么一种莫名的悠然与感动。

　　这幅情节性的长篇叙事巨制，不仅以恢宏的自然切换场景，翔实地再现了当时宫廷贵族耽于靡费的真切情形；而且从晚宴的一整套极品玩味中，反映了一隅偏安水乡社会的繁华与富庶；更主要的是这幅品极性的生活画面，以极工整的线条、颇深重的设色，对人物的瞬间形态与神情作了细致入微的刻画，从而准确而精到地揭示了人物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移生动质”、“凝神定照”、“神制形从”、“品物流笔”等这些中国画论中的秘笈要诀，都一一在这里有着最充分的展现。妙契自然，和谐生活，从品极而成为极品，便是这幅表达重大现实题材的工笔重彩人物画卷之所以标程艺术史而不朽的经验所在。

　　自汉魏以来，文人的潜意识渐与儒家独尊的思想形态相剥离，逐步趋向对自然与生活的崇尚，审美领域潜在能动与心力的释放，使他们有可能对人文资源与生活源泉中的诸多具有审美价值的原生素材进行整合与提炼，从而发现书画艺术在与自然、历史相交合而延伸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契机，进行再创作与论理性的总结，因而这一时期，突破战国秦汉以实用为目的而独具审美价值的所谓文人画已开始出现，文人书画家如顾恺之、宗炳、顾宏中、阎立本、吴道子、周昉、张萱、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相继产生。“观道”、“畅神”、“士体”己成为当时文人书画创作的主要特色与风格。

　　这一时期，精神的独立与创作的自由，使秦以来日见张扬的古代士(气)的传统成为中国文化艺术思想的主流，成为文人画家重身份、轻名分自我意识的主宰，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唐都长安表现得尤为突出。

　　据唐代美术史家张彦远笔记，时任工部尚书的大画家阎立本曾陪同唐太宗游园，因太宗令其伏匍于池边临水鸟写生而倍感羞辱，因之劝诫后世谨勿事工于绘画。这种知其可为而不为的士大夫风范，常会令人想起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的名句，以至于莫名地感慨而不能自已，使人在信手涂抹之际，总感到一种隐隐的牵挂，从而不以观念形态而淹没思想情感，不因时流冲击而偏离所固执的方向。

　　正是这种民族气节与内心情感的充分宣泄，不断对从五代到北宋的所谓英才荟萃的画院造成冲击，使求形似、尊法度、成教化、助人伦的院工画日见显示出尚规整、乏自然的弱点，表现出前瞻性、创造性上无所作为的不足。

　　出于对社会时弊痼疾的针砭，文学家苏轼等人倡导文人画运动，强调怡性情、重逸气、趋淡雅、求清新，这种个人艺术生活与内心情感互融一体而在创作实践上不断坚持测幽微、穷神变的探索过程，不仅使诗书画印同律同法，妙契结合，逐步形成士大夫绘画潮流，促使文人画在提高审美价值与和谐生活中不断走向成熟，而且使职业画家在服务于贵族生活及职业画家画流入市场中日见活跃。同时，由于士大夫绘画潮流的影响，画学及画院对艺术人才的试录升迁方式进行了实质性的改进，比如，当时的考试标准就是“不仿前人，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意高简为工”。这就不仅从社会生活中为宫廷绘画及宫廷画家队伍不断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且把当时的宫廷绘画也推向了高潮。宋代高益、武宗元的宗教画，李公麟的白描人物画，梁楷的简笔人物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及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故事画等，都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经宋到元的诸多文人画家与史学家的共同努力，文人画不断发展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与理论。

　　宋元以后理论上的成就，最重要的就是传统与现代格局交握中所形成的南北宗论。

　　明清的卷轴画艺术、版画、年画及工艺美术等，之所以多见其富于独创精神又极崇尚抒发个性的特色，原因在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影响及市民文化与市民审美意识在文人画中的渗入。

　　名家名派异彩纷呈，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美术的主要特色，吴门四家、清初四王、扬州八怪、四大名僧等，不一而足。

　　近代美术，由于西方新思潮的传播，沿海城市的出现，科学技术的发展，革命风雨的洗礼，其教育与实践，一开始使接受了新学思想，主张“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对中国画进行改良。康有为的反摹古弃形，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便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强调合中西成新体，以陶冶感情为目的，为社会生活服务。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与地理位置与外来文化直接沟通的困难，以中国固有文化为绝对优势的长安书画一派不易换妆争锋，因而一时未与上海画派、岭南画派成三足鼎立之势，在雅俗共赏、中西合璧、服务政治上相对有所逊色。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抗日战争为长安书画锻造出了两位杰出的旗手人物——赵望云和石鲁。这以后几十年的轮番探索、新风格创造，终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打造出了以“野、怪、乱、黑”为主要特征的新中国画，组成了一支颇有实力的艺术创作队伍，并在巡回展览与写生中形成了坚持于新生活的“长安画派”。梳理历史的线索，洞察艺术同生活的渊源关系，不难看出，中国画，特别是写实、写意人物画之所以盛行与式微的主要原委，多维系于社会的兴衰、世态炎凉及人们感情生活的向背。

　　相比较而言，写意人物画之于写实，在“写”的技法层面上，具有更为不易超越的难度，因而历史上并未迭起而成峰巅。北宋石恪戏笔人物、南宋梁楷简笔人物，近代丰子恺的随笔漫画等，只不过是变形的笔墨游戏而已。因而明清石涛诸家始锐意于人物写意的三百年来，公认的大师还是个遗憾的空缺。凡此种种，都为长安书画的再次复兴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与迫切希望。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应对中国不断加快的改革开放步伐，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及精神需求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拓展审美视知觉及丰富现代文化生活，以利图谋三个文明的基点来考虑；从强调艺术的功利性，以利在繁荣市场经济中发挥双重作用的角度来度衡，长安的书画及书家、画家很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调整视觉与思路，在大气候与小环境——大题材与小制作——大笔画与小品画——大写意与小写意上权衡利弊得失，找到锐新的突破口，以利出精品、神品、极品及畅销品，使长安书画在需要守护本土、弘扬士气的当代，得天而独厚地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碑。

　　写实人物画，更集中一点，是大题材人物画，注重政治色彩。但它是以能否代表人民利益为先决条件的。它不企盼政治的专宠，也并不把政治作为虎皮与坐垫。认为这样的创作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是一个世俗的偏见，是没有道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笔墨上的功夫及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所潜注的修为与情感。实际上，国画艺术作为一种生活纪实内涵的形象载体，作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与人们思想感情的宣传引导工具，自然与政治人物息息相关。历代以来，此类画的名作屡见不鲜。它们不仅以特殊的笔墨意趣，浓缩了一代代伟人在特殊历史关头的中流砥柱作用，而且以特定的水墨语言，诠释了政治文明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决定作用，同时，也为艺术史上留下了一幅幅恢弘的史诗巨作。

　　在书画艺术如何切近政治生活，如何以大题材的人物画来反映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秦地古都有史以来就有着优秀的传统与雄厚的实力。当代从工笔人物画脱胎而出的水墨写实人物画家及大家又如雨后春笋，只要我们不一味在分宗立派上撕扯内耗，而一心在开宗立派上合衷共济，即可在风云际会之地找到突破口，从而把陕西的书画艺术事业推向前进。

　　其次，我们切实需要对水墨画再现与表现的技巧进行综合而系统的研究，尽力使描摹造型同笔墨情趣互为表里，使直觉性、抽象性与书写性、文学性一体同观；在怡娱中有助人伦，于审美里而成教化；敏感以色彩，增强画面视觉张力，自律以个性，力促情感世界内省；诗书画印相契合，丰富“意”的文化含量；勾皴点描互融通，提高“写”的艺术水平；殿堂壁上观，史诗性、主题性、精神性昭然大观，使人思浩荡而神飞扬；厅室梁下览，悦怡性、典雅性、简率性悠然隐现，使人心扶摇而意徘徊……

　　戊戌变法中的康有为在他的那个时代就曾指出：“全地球画莫若宋画，所惜元、明后高谈写神弃形，攻宋院画为匠笔，中国画遂衰。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刘君海粟开创美术学院，内合中西，它日必有英才。合中西成新体者其在斯乎！”他所讲的，就是中国画技在吸收西方科学成分中的精进。

　　融古今以生新意，合中西而成新体，是中国画——特别是中国人物画在新的审美取向上再次复兴的必由之路。古往今来，南宗北派，莫不如此。实质上，从美对生活的自然和谐程度上看，中西绘画、古今绘画各自从来就不十分完美。所谓的完美并无终极目标，它只是一个过程。古、今、中、外，优势互补，形、质、法、趣，相辅相成，它才会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延伸发展。

　　南宋画家、理论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曾论断：古画之路，至协始精。西晋卫协吸收印度佛教画风，对当时还比较粗糙的中国人物画进行了改造，使其渐见细微。如果当时对外来艺术风格拒绝、排斥，恐怕就不会有后来诸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周昉、顾宏中等高手画家的出现。

　　技巧上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艺术家在心语与心智上的相互交流。嫩绿轻红与虬枝霜叶的相映，颐养吾浩然之气同向人间情为何物的交切，那种老辣新锐的艺术思想境界才会在融通中沛然涌生，薪尽火传的创新精神在颇具实力的阶梯性队伍中连绵延展。陕西书画，特别是写实、写意的新人物画，或曰之于新文人画，在由传统稳步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才会不断开拓出应属于自己的一片新的天地，从而走出樊篱，面向世界与未来。

　　英国研究东方文化的著名学者L?比尼恩在他的《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中国人天性中强烈的常识因素使中国人在观念的世界里和行动的世界里都不把事情弄到极端。我想，这与中国文化与文化人的深层心理结构有关，有其合乎于人伦理性的正确一面，但在绚丽与淡远极致处的进退维谷的心性与作为，也应该改一改了。

　　实质上，从“原创性”与“独创性”的多角度来看，经典的诗书画印相结合的形式特色与吸收西画合理因素的写实风格，都有其推动艺术向巅峰发展的力量。特别是在技巧、技术与笔墨功底中，由于人类长期共通经验的积累，往往会左右历史、现实与人们的审美观，对新的艺术品格、品种产生无与伦比的影涉作用。因而，我们的确需要在观念、技巧诸方面纵横捭阖、综合吸收，尤需要对一切艺术现象、艺术思潮、艺术行为中有益于中国画、中国各种书画的合理因素进行充分吸收，以作为自己的丰富营养，从而在更高层次的艺术实践过程中能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前进，以使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现代高端的书画艺术。

　　我曾表白，自己是一个负载过重而无法超越自己的人。两宋至明清，从古希腊、埃及到罗马，卫协、陆探微、李公麟、徐渭、扬州八怪、塞尚、毕加索、罗丹等，无不与自己格拒交握而息息相通；老庄的天人合一、大象无形，黑格尔、尼采的强力意志、绝对精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等等，无不对自己产生过强烈思想冲击与心灵影涉；也正是在无数次的综合较量与艺术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感受到了道与技相契合的法律性权威与征服异端及极端的潜在力量；同时也全身心地感受到了生活的真谛、时代的脉搏及自己生命的实在意义。在创作历史性的写实人物画与抒怀性的写意文人画的时候，都曾进行了艰难的艺术实践。其繁复的过程，曾使我深切地体悟到，只有坚持民族本色，才能创造民族特色；只有坚持传统，才能走出传统；只有在写实、写意的视知觉上具备了冲动现代人的强劲力量，才有光明的前景可言。

　　我常对那些异类野、怪、乱、黑的诸多变式、变质的扭曲了生活实质与人们感情的沉沦性没落作品，脱离生活实际与人们思想实际的所谓意象性原图翻版，不无深切的隐忧。这些反其道而行之的异化艺术思潮与行为，亵渎了崇高的真正艺术。充其量，一些以宣扬个人情绪意旨的所谓“现代艺术”，只不过是一些对艺术灵魂消极消解后拼凑的荒诞碎片而已。在中国，它要审美于生活的艺术本真，因为，它不和谐于以真、善、美、实为其本质的中国人的艺术生活取向。中国的当代书画，虽有传统文化方面的缺失，需要用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激活，但艺术中的民族特色与“道”和“技”的两条腿，决定了它要走自己的路，它也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回头再来看一看陕西书画界的现状，我们会发现一个带有倾向性的症结问题：传统的裂痕与代沟的锐扩。

　　一部分以为传统水墨画是地域历史文化的年轻一代，往往把眼光盯在后现代前卫艺术的肋骨上，任自己的思想疆土与灵魂的地盘被殖民文化所蚕食。在艺术思维与创作上，避大即小，讳重就轻，关注实利琐事，飚扬人性自我，这些，无疑对现实、人们思想，特别是对青年艺术家队伍造成了强场影涉与干扰。

　　而一些固守阵脚的老一代艺术家，往往仰仗于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熟稔，重复地解读历史在现实生活中的审美效应，不再静默于书斋而穷经皓首，也缺少了那份由传统向现代锐变的激情，因而就出现了不断复制自己的悲剧。

　　著名的艺术理论家王仲先生曾在《马克思主义强者论纲》中指出，“全部艺术问题的中心，是实践即出作品的问题，而出作品的根本问题是人(艺术家本身)的质量问题。当代中国美术能不能现代化和出伟大的作品，关键问题并不在于‘反传统’和‘引进西方艺术’，而在于我们的艺术家是不是能够在生活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地、全面地提高自身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艺术创造力，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实力雄厚的艺术强者。”

　　王仲先生所论，是对艺术审美价值取向上物观表现对象化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作用的充分肯定。艺术家本身的质量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对人类社会生活无比关注的个人立场与审美及真善的思维高度问题。艺术的高品位质量是一个时代艺术质量的标识与标志。它总体现在高标准的思想性、技巧性相统一的基础上。在这里，“大师标准”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艺术事业的复兴尤为重要。米开朗基罗与《西斯廷教堂壁画》等，都是开了一个时代画风的里程碑式的艺术与艺术家。当然，进行标程性的水墨画——特别是写意、写实性的人物画创作，需要付出厚博的学养心智与艰繁的思维劳动，绝不是每一位书画家都能胜此重任而有所作为的。我们不能企望于群星荟萃而绝作屡现，只要能有几个、十几个胜算，也便不胜庆幸了。

　　另一方面，一个地区艺术的复兴，与一个地区内的资源——也就是历史、自然、人文的遗存利用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文明与文化、资源与心源，是艺术规律运行中，促使内在矛盾不断转化而有所发展的动力因素的两个方面，它会对艺术、艺术家造成直接的、甚至再难改变的影响。资源，也就是意象与精神力量的源泉。克罗齐曾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张大千先生也说过，“丹青之鸣凤，鸿裁之逸骥，先迹之奥府，绘事之神皋”。他们所讲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陕西，曾是始皇帝的创业之地；西安是十三王朝的国都所在；文物积淀，富甲天下，名胜孤出，冠夺九州；兵马俑、黄帝陵、道德经、钟鼓楼，无不是其辉煌文化与鼎盛文明的象征。南北川原上，三百里大气磅礴的石雕艺术群同维纳斯塑像的遥映，不仅在苍茫大气上卓有胜出，而且在东西文化的纵横对比上，彰显了中华文化艺术的沉雄与博大；那总括着远古先民与全人类道德标准与创新思维的老子经学，不仅可追溯出人类伦理思想的根源，而且可意觉出宇宙生命的深邃与博大。美国的李约瑟博士在研究了《道德经》后慨然直叹，“中国如果没有道教，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对于陕西而言，其生态意义上的精神文化支撑于秦人士气、汉唐气象、宋明志节，的确是自身的绝对优势。择一端，可指归于元元而向本真；觉一味，可破译世相而往天下。令人感到困惑与遗憾的是，秦地、古都有那么多的自然遗存与历史积淀，但在如何格物致知以思、经世致用于艺上，总缺少开源浚流上的思路，缺少前瞻性的创造性作为。

　　一些抱残守缺于院体画的“行家”们，只凭自己头脑中根据经验与经历所建立起来的文本图式，在故纸堆里按图索骥，静影图壁，很少走出“宝塔”，在艺术的生态空间“吸氧”，因而他们的作品往往缺少生命的气息。

　　少数人眼中只有“爱琴美术”的年轻画家们，眼睛往往盯住“米诺斯宫的侍女”，对长安道上带箭的骏马，脚踏匈奴的烈骢，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更不用说那些文明反差罅隙里背负青天的庄稼汉子。因而，他们所自鸣得意的遣情小品、物外之象，只不过是小格局里的风月雪花罢了。

　　西北地区浑厚的文化积淀的沃土却留不住，拉不拢富有作为的艺术家，任墙外开花，窝里吵架，孔雀东南飞，岂非发人深思的咄咄怪事？！……

　　秦地人文资源最显著的特色是弘毅、浩气、自强不息的拓创精神的内敛与延展。如果我们能从这宽博富卓的矿床上提炼出一系列足以壮大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艺术行色的精神元素，让它在艺术教学、艺术创造、艺术服务于现代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陕西的书画艺术事业必定会因人的思想、感情及修为意识的改观而百川灌河，别开生面。

　　笔墨当随时代，这是书画创作上一个被审定了的永恒性主题。作为富有历史遗存与光荣传统的陕西书画事业来讲，薄弱环节正是我们破釜沉舟的突破口，资源优势也正是我们临阵决机的破冰舟。我们只有在自然和谐于生活的基点上让经典的力量、政治的走向、笔墨的技巧、资源的内蕴同人的独创性有效整合，从而把各自的潜能衍化成显能，使不断与时代同步的艺术创作具有足够的能量，陕西的书画复兴才会真正有自己的希望。

(责任编辑：黄成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