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收购医疗机构执照

　　由于莆田系民营医院大军不断扩张，在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执照也成为稀缺资源。尽管部分东庄人违规申请医疗机构执照早已不是秘密，但本刊记者发现，还有人竟然公开收购医疗机构执照。

　　本刊记者在莆田当地的一个网络论坛上，发现自称叫“陈经理”、“陈春高”的人，在论坛“长期求购、租赁、合作开发深圳、东莞、惠州（市区及县填村）医疗卫生所、门诊部、医院、医疗机构营业执照”。

　　11月1日，记者在莆田以“广东卫生系统人士”的身份与陈经理联系，当陈经理颇为警惕地问记者是不是秀屿老乡之类的问题后，很快就转入正题。

　　陈经理说，他在河南，但东莞等地有朋友要医疗机构执照，可以租赁，也可以一次性买断。

　　经过一番交涉后，陈经理终于说出了他能接受的价格，在东莞像虎门这样经济发达的一类镇，一个执照的价格是10万元左右，二类镇的价格则是6~7万元。并坦承这个医疗机构执照拿到后，主要是经营性病、妇科之类秀屿人专长的科室。

　　陈经理还对交易提出了附加要求，他说，“不过你们把营业执照卖给我们之后，我把钱掏给你，你最起码把你认识的那些人介绍给我们认识。比方说当地的城管、工商、药监部门的人要介绍给我们认识。”至于结识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细说下去。

　　药、械、医利益链

　　除了传统的赢利模式外，部分东庄人把投资方向转向了药品制造和医疗器械制造等医疗相关产业。台州市博爱医院院长孙捷认为，莆田人产业链的延伸，实际上为他们获取暴利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使用低价值甚至假冒伪劣医疗器械，是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利润来源之一，上海打假医生陈晓兰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在一次例行的走访中，陈晓兰在上海长江医院的治疗室中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患者一边接受仪器治疗，一边自如地使用手机通话。这让陈晓兰很惊讶：“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多台各种治疗仪，会严重干扰手机通话质量，患者不可能这么轻松地使用手机。”她对其中一些名为“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仪器尤为注意，对这种被声称在“男性不育、女性不孕”方面有“神奇疗效”的治疗仪的功效产生了怀疑，随即向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报。

　　接到举报后，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立即抽查了一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检测报告让陈晓兰大吃一惊：被抽检的设备有多处国家强制要求执行的基本安全项目不合格，例如“输入功率不合格；保护接地阻抗不合格；网电源熔断器和过流释放器不合格；指示灯颜色不合格；中心磁感应强度不合格”。陈晓兰最初的疑惑也从报告中得到了解答：作为该设备一项最重要的功能“磁感应强度”的检测结果也不合格。

　　陈晓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样一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出厂价为4000元左右，如果是家庭用的，治疗仪的价格是1000多元，而患者使用一次的费用为900元，也就是说，仅一位患者用上数次，医院就收回成本了。而患者一个疗程治下来，可能要10次或20次。”7月7日，陈晓兰赶到北京，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反映“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问题，随后立即赶往河南郑州---该治疗仪的生产厂家郑州天元医电科技有限公司所在地。

　　在当地药监部门的帮助下，陈晓兰在一栋豪华的高层民用住宅楼内找到了郑州天元公司。

　　陈晓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这个所谓的公司，其实就开在这栋民房里一个100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套房里，最里面的一间约15平方米的房间，就是“生产车间”。3名正在组装设备的年轻女工和1个玩耍的孩童围坐在一个乒乓球台大小的桌子旁。在这个“生产车间”内，工具是“一把电烙铁和几把剪刀。”

　　联系起检测结果和生产场地，陈晓兰十分愤怒，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个所谓的医疗器械，实际上就是一个有注册号的废铁，但却被长江医院用来制造送子神话。很多病人抱着极大希望，贷款来到长江医院，然后在这里耗光钱之后失望而去。”

　　而上海长江医院之前曝出的丑闻是孕妇夫妇被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孕”。2005年6月，打工者叶浩魁和妻子叶雨林分别被上海长江医院诊断为“男性不育”和“原发性不孕”。在“看病”的短短五天内，3.7万余元如流水般花了出去，其中数千元就是“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费用。因为无钱继续治疗，在公立医院检查后，叶雨林发现他们早在到长江医院治病之前就已怀孕。该事件一经曝光，即引起全国媒体广泛关注。

　　而长江医院的老板即是莆田人詹万龙夫妇。

　　孙捷认为，莆田系民营医院还可以用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获得暴利。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比如说，莆田系的一家药厂，将某个药品换个剂量、名称和包装，然后拿到药监部门审批、生产，然后再把这些药推广到与药厂相熟的莆田系民营医院中，原本这个药价是2元，现在卖200元。因为这个药只在熟悉的医院里销售，别的医院没有出售，因此患者没有比较余地，也不知道价格高低。因为这些医院是一个系的，所以也不会互相压价竞争。加上医生天花乱坠地吹这个药效果有多好，患者难免会上当，这样一来，医院和药厂就可以联手赚黑心钱了。”

　　孙捷还说，根据他了解，有些莆田人在医疗器械领域，也是用同样思路推广。

　　托管公立医院之后

　　莆田系民营医院扩张的另外一个办法是托管医院。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莆田人托管公办医院由来已久，对莆田人来说，托管医院最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机动灵活。”

　　襄樊市第四人民医院即是一家被托管的人民医院。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曾在2005年对该院的一些乱象做过暗防和调查报道。

　　根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一位方姓男子，到该院检查生殖器健康，很快被检查出是“非淋菌性尿道炎”，花了2000多元药费后，再到该院检查，又被检查出了“很严重的前列腺炎”，但花光3000多元药费后，方先生开始对医院的诊疗过程产生了怀疑，便到当地最大的三甲公立医院---襄樊市中心医院再次做了检查。结果是方先生没有非淋菌性尿道炎，虽然患有慢性前列腺炎，但这是很多成年男子都可能有的问题，不严重，也不用花那么多钱治疗。

　　中央电视台《生活》栏目的记者又开始对该院暗访。记者被查出了前列腺囊肿，根据医生的判断，“只有大量的炎症，才能出现这种囊肿。可能影响性功能、影响生育、影响精神状态，时间长了，排尿困难，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该院医生还提出了治疗方案，“从尿道里面插电极管，不开刀的手术，有一点难受，手术费1800元，优惠20%，1460元钱，这个优惠到明天为止，以后就不优惠了。以后来起码要花3000多元钱。”

　　结束暗访后，该栏目记者又到了襄樊市中心医院（当地国有三甲医院），花了30元费用作了检查后，医生认为该记者泌尿系统基本正常。

　　本刊记者经过调查了解到，襄樊第四人民医院的托管方就是詹国团等人创办的上海中屿集团。

　　根据本刊记者了解，所谓托管，其实就是一种承包医院的做法，每年承包方上交5％~10％不等的营业收入给当地相关部门后，在托管期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前提下，就可以签订托管合同。

　　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将医院托管出去，原因很简单，有人这样分析：托管方一般号称是拥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大医疗集团；而被托管医院以前本身效益较差，医务人员收入差，成为地方政府的财政累赘；而托管方又承诺在托管期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托管的医疗集团公关能力又超强，对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来说，托管可以出政绩、可以甩包袱，国有资产保值的承诺面子上也过得去，何乐而不为呢？

　　光从表面来看，托管方需要承担许多义务：比如要接收国有医院的职工，要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还要上缴若干比例的营业收入。但其中门道，有人有自己的理解。

　　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被托管的医院，名头还是中医院、人民医院之类的称呼，容易得到患者信任，大家以为还是公立医院，但实际上，莆田人会把他们擅长的性病呀、不孕不育、整容等科目放到医院，然后大做广告，吸引患者。”

　　至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条款，则更容易应付，孙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医院托管后，他们擅长的科目肯定要开出来，然后通过熟人引进一批医疗器械，把14万的医疗器械发票开成140万，然后作为固定资产上报，若干台设备添加后，不就可以保证托管期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了吗？”

　　“实际上部分莆田系民营医院老板的做法我们都懂，只是不屑于去做。医疗行业不是皮鞋、服装，医疗机构负责人任何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医疗效果，然后才能考虑经济效益。但有些民营医院恰恰相反。”孙捷说。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