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地区祸不单行，闹了旱灾又闹蝗灾,农业歉收乃至绝收,粮食供应缺口巨大，以至于粮食米价暴涨。怎样度过灾荒难关呢?许多州县的父母官都在交通要道张贴布告,严禁商人趁火打劫、轰抬米价。但是，当时的越州知府赵阅道却反其道而行之,开动宣传机器昭告四面八方,鼓励有米的人任意加价出售,鼓励商人投机倒把、长途贩运。

　　应对手法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严禁米价上涨的州县粮米始终紧缺，黑市米价依旧高企，死人依旧不断，而越州的米价很快就回落下来，而且供应也很充足。禁止米价上涨却禁不住，不禁米价上涨，米价反而不涨了，这种市场现象,在某些自诩为民父母的官员看来，实在是匪夷所思、莫名其妙。

　　其实，越州知府这样做是在利用供求规律和价格杠杆，是在利用辖区内、辖区外两个市场，是在利用商人的逐利本性。由于越州放开了粮价，商人得知这一价格信号后,跨州越县，把其他地方的粮食运了过来，供应增加了，粮食需求缺乏弹性,在需求达一定的情况下，粮价自然回落。赵知府此招，表明他深谙市场规律、深谙人性心理。

　　其实,今天的很多人也不明白市场经济的常识,当某个明白人做出了符合市场经济常识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是难以理解。最近，李昌平先生讲的一个故事(详见《上海证券报》2006年10月21日)即说明了这一点。1995年8月份，李昌平是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的党委一把手,当时,该乡粮食收购任务是2700万斤，粮食市场价和定购价的差价为每斤0.10至0.15元。省政府不准用差价完成任务,全省粮食市场完全封闭。为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在“粮食征购和税费征收动员大会”上，李书记讲了“七点意见”，其中一、三、四、五点是关键内容：农民缴粮任务可以实物完成,也可以缴货币差价完成；全乡范围内的所有粮食关卡全部撤销,粮食在周沟乡自由交易，乡“公平交易执法队”要维护交易秩序；乡粮食加工企业要组织资金，带头收购农民粮食，乡政府球场和礼堂等都暂时用以仓储粮食；财政账户上的资金，可以借给政府的乡粮食加工企业、有信誉的私人粮食企业周转，专门用于收购粮食；工作时限内，乡干部不准请假，完成任务后，放长假。

　　这“七点意见”给了农民选择空间,虽然可选择空间还很有限，但已属珍贵,如果一年四季农民都可向政府卖粮就更好了，当然这已超出李书记的权限。李书记深知市场远没有发育成型，许多事情不能完全交给市场经营者，政府不能撒手不管，尤其是在一个极端“不完善的市场”(InpefectMarket),政府还要发挥作用，维护好交易秩序,提供法律支持;政府向市场经营者提供政府信用和流动资金支持,在金融市场功能极不完善的农村,这种支持尤为重要。

　　事实证明，这“七点意见”取得了成功：七天工作时间里，各村缴来的现金和支票高达1200万元，当年、历年的粮食和税费任务都结得一清二楚,四面八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来，四面八方的商人源源不断地送钱来定购粮食，周沟乡一时间车水马龙,所有生意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李书记符合市场经济常识的做法，为那些不懂市场经济、习惯于计划经济、命令经济的官员所不解，对周沟乡的特立独行另搞一套,县领导既急又怒，在周沟乡边境上部署警力和工商人员，围堵粮食流入周沟，县四套班子以及各职能机构掌门人结队而至,严厉批评周沟乡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并要求周沟乡主要领导对全县140万人民作出深刻反省,保证迅速纠正错误做法，等等。显然，这些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李书记虽没有按照计划经济、命令经济的那一套干，但他心中有市场、有农民，也懂得有所不为有所为，注重发挥政府职能，保护市场、帮助农民，他的做法，市场和农民已经投了赞成票。

　　重温赵阅道、李昌平两人的故事，启示在于：他们明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限与市场边界的关系，地方政府官员的权限是相对有限且清楚的，但市场的边界则可以四处扩展，一个政府官员，在谋划工作时，心中只要有人，把他们当成平等的市场主体，有地方内、地方外两个市场，并善加引导,提供保护给予支持，就会顺天意，得民心。赵、李都是地方官的另类，在古代中国，赵阅道这样的官员属凤毛麟角,难以形成主旋律,李昌平先生的官场命运也不妙曼，最终只能被迫辞职，辗转南北风尘里，只留下一点旧梦。

　　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兴国裕民任重道远，有志于此者仍须努力！（胡飞雪）（来源：上海证券报）

(责任编辑：黄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