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亚洲共同发展的机制

　　寺岛实郎说，亚洲的未来需要智慧的连动，尤其需要日中双方有头脑的人进行交流。因为在目前政冷经热的状态下，东亚共同体的现实性，以及在亚洲能否实现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共同体，虽然显得很渺茫，“但是，如果在一个一个的课题上实实在在地互利合作，这些合作的累积将会成为未来亚洲共同体的基础”。

　　寺岛实郎还认为，如果能够形成亚洲的资金为亚洲共同利益循环的机制，将会对整个亚洲产生巨大影响。日中韩三国加起来的外汇储备超过了2兆美元，如果能够拿出其中5%来进行项目合作，将会有重大的意义。例如亚洲开发银行提倡的湄公河三角洲的开发；又如鉴于马六甲海峡的繁忙，现在中东石油的70%都被运往中日韩，而这些石油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因此可以构想开辟横断马来半岛的运河；再如，如何协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实现这些对亚洲各国有共同利益的项目需要创造共同合作的机制。

　　船桥洋一说，1970年代在欧洲，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的周边国家虽然分别属于敌对阵营，但却超越了这些障碍一起合作进行了海洋的环境保护，例如利比亚与以色列一起签署了《禁止地中海海水污染》的条约，苏联与德国等波罗的海国家共同制定了保护波罗的海环境的条约。

　　而在亚洲，这样的海洋环境管理制度的建立还刚刚起步。船桥洋一指出，东中国海、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都是世界级的渔场，如此丰富的渔业资源得惠于阿穆尔河和长江。阿穆尔河给海洋带来了西伯利亚森林的丰富营养。长江起源于青藏高原，把高原的冰雪最终注入东中国海，“在亚洲有着森林和海洋的循环，可以说森林是海洋的恋人，中日之间需要共同拥有这样的认识”。

　　船桥洋一还说，日本曾经出现过由海洋污染引起的水俣病。当时被污染的海洋过了50年才得到恢复。经历了高度增长造成环境污染悲剧的日本，如何将自身的经验教训告诫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们，应该是日本的责任。

　　而对中国而言，如何与亚洲各国一起来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然后通过海洋来加深分工和合作，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计划司司长杨伟民认为，要真正地保护海洋，必须对流入海洋河川的上流进行环境治理，“例如在中国的三江原地区，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已将这一地区列为禁止开发地区，以此来保护黄河、长江源头地区的植被和水资源，防止泥沙的流出。这种限制开发的构想不仅是为了保护内陆地区的生态，更是着眼于保护海洋的环境。”

　　谋求新的发展模式

　　杨伟民说，今天的东亚进入了一个非常繁忙的时代，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只要工作8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人要工作得更多，中国的大城市群今天成长为世界工场，每年中国要给60亿的世界人口每人生产一双鞋，每人生产两米布。为了持续这个世界工场，中国人必须辛勤地劳动。

　　但是也可以考虑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比方说西班牙人上午10点上班，下午1点到4点午休，然后黄昏时早早下班，去看斗牛，去听音乐。即便这样，西班牙的经济也取得一定发展。

　　因此，杨伟民认为，中国需要考虑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发展什么样的产业。

　　“中国还能不能够继续今天的发展模式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今天全世界的钢铁、水泥等工场都在向中国转移，这种工场大转移在中国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中国人为此拼命地工作，生产出大量物资供应世界。”杨伟民说，“但我不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持续下去，今后需要重新考虑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分工体系。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对这一点各个国家需要协商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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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