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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黄昏时分，我来到巴黎塞纳河的左岸。从地图上看，塞纳河将巴黎自东而西一分为二，所以，塞纳河“左岸”和“右岸”起初就只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
随着聚集在左岸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影响日增，尤其是“二战”以后，“左岸”巴黎第六区的圣日尔曼德普莱小区的文化、思想与艺术界对整个法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在巴黎，“左岸”早已从一个普通的地理概念转化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我计划中要去拜访的双偶咖啡馆和花神咖啡馆就在这里——它们因萨特、波伏娃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及其他著名思想家经常光顾而闻名。
据说，萨特、波伏娃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最初更多地是在双偶咖啡馆写作与聚会，后来转到花神咖啡馆。萨特在他的“70岁自画像”中提到过，他的《延缓》和《存在与虚无》最后都是在“花神”完成的。
这两个咖啡馆是邻居，中间隔着一条很窄的小马路，“双偶”和“花神”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拥挤的咖啡馆，“花神”的人更多一些，楼下的全满。在座的男士基本上都是西服革履，女士也大都是正装。
我等了一会儿，在“花神”找到了座位。行前，我不知道花神咖啡馆的菜单上还印着萨特的语录：“自由之神经由花神之路……”因此，错过了印证这个细节的机会。
这两个咖啡馆之于我，其实就只是一个象征着存在主义思想的符号。我要在这个保留着存在主义气息的氛围中梳理我有关存在主义的思想，为我的存在——人本主义教育观和治疗观做一次追根溯源的总结，深化我有关选择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的思考。
在我看来，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如：自由选择、作为（或说行动）、责任等等，都与个人的心理卫生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心理健康和心理保健的重要性，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个人的自由选择在心理健康中的重要性。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健康是与我们的选择紧密相关的，比如，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有相对健康的身体，而选择健康的人生态度就会有健康的情绪与心理状态。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认为一个人是否产生心理困扰，取决于他所遇到的事件，例如下岗就会导致痛苦。表面上看，前后两者之间似乎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样的现实：下岗固然会导致痛苦，但是，却只会在极少数的人那里导致持续的痛苦甚至绝望。
这说明什么？有一位叫艾利斯的心理治疗家解释说：不是事件决定人的情绪和行为，而是人们对事件的看法决定人的情绪和行为。换言之，快乐还是痛苦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事件本身。
人们很难控制事件的发生，但是，相比较而言，却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控制自己对事件的看法。
比如面对下岗，我们可以选择的看法就有许多：“我下岗了，我这一生完了”；“人生的机会还有很多，我还可以另找工作”；“下岗了，我就有机会尝试其他工作了”……
很显然，正是不同的看法而不是下岗本身导致不同的心情和行为。
说到自由选择，我们首先要明白人不可能有无限的自由。从宏观上看，一个人所处的大的时代背景，如有否战争，或所在社会是否有制度上的保障以及人的社会性等都限制了人的自由选择的程度；从微观上看，对于缺乏资源的人而言，选择的自由更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尽管由于环境和资源的不同，人们能够做的自由选择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即使是在绝境中，选择乐观比起选择悲观，选择作为比起选择不作为，仍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心理上的意义，因为那几乎是人有可能在物质和精神上绝处逢生的唯一希望。
其实人总是在选择的，只是由于很多时候这种选择发生在无意识中，因此我们自己往往不知道。就如同物质守恒一样，精神也同样是守恒的，我们在无意识中把能量用在悲观上的多一些，用在乐观上的就会少一些。而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种自觉，也就是主动把更多的能量投放到乐观和积极的方面，我们悲观、痛苦甚至绝望等消极情绪产生的可能性就会小许多。
从操作上看，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学习对事件做资源取向的解释，即从有利于积极解决问题的方面去对一个事件作出解释，比如：“下岗虽然是一件很糟的事，但是，却给我提供了一个了解自己潜能的机会。”
我们改变不了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件，不可能让时光倒流、重新活过，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改变对事件的态度——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悲观的还是乐观的，绝望的还是充满希望的。这种改变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发生质的变化——或重新充满希望，或从此坠入深渊。
每个人的选择在其个人的命运中有很重要的意义，这其中也包括个人的身心健康。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和日后的健康状况——生理的和心理的——都取决于我们昨日和今日的选择。
健康的心理是负责任的选择的结果，你选择微笑面对生活，你选择积极解决你所面临的问题，你选择负责任地对待自己选择的结果，你就一定会拥有心理健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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