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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的农民：俯视、仰视、无视？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1-15 9:00:36 ·来源：新京报
正在中国美术馆展览的《农民、农民》绘画展第一次把现当代中国绘画中涉及农民形象的作品组织起来大规模展示，通过这些绘画可以看到观察到中国农民在社会历史中的变化。
在研讨会上，数位学者不约而同提到了绘画中看农民的视角的不同，有俯视、平视以及仰视的差别。不仅在绘画中是如此，中国的文学、影视、摄影等各个方面，都有大量涉及农村、农民题材的作品。本报采访了几位评论家，探讨了农民在绘画与文学中的视角变化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用写实主义手法刻画中国农民，在美术界引起巨大的轰动。
沙龙人物
徐虹（中国美术馆研究员，美术批评家）
鲁虹（深圳美术馆研究部主任，美术批评家）
何西来（文学评论家）
从俯视、仰视到平等
在20世纪之前，中国虽然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但是古代绘画中直接描绘农民形象的作品稀少，大都以“豳风”、“击壤”、“踏歌”、“醉归”的形式出现，是文人自己的浪漫化身。到20世纪初社会矛盾激发的时代，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农民问题，文艺创作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农民身影。最初，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以鲁迅式的“疗救”和“唤醒”角度表现农民、唤醒农民，以俯视为主导，而在解放区文艺五六十年代多采取仰视姿态，表现农民健康向上的风貌，而1980年以来崇尚平等观察，表现的角度更加多元，这很大程度上和文化观念有关。
比如裔萼指出，著名画家蒋兆和1948年《一篮春色卖遍人间》中的卖画女和1962年《一笛横吹万户歌》中欢欣的农村姑娘就形成鲜明的苦乐对比，之前批判现实的人物画家转而以歌颂的笔调表现新时代。
艺术与真实的困扰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之前，小说、绘画这种艺术样式的影响非常之大，而到1990年后电视、影碟开始占据城市人的多数闲暇时间，到90年代末又有网络出现，在这些传播方式上，也有农民话题的表现。在80年代后期，曾经有《篱笆、女人、狗》这样的作品引起广泛关注，那时候的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还比较紧密，乡村情趣仍然让进城不久的人感觉亲切。而到了90年代后期，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谓的农村和城市的“断裂”开始加剧，在文化上也是如此。占据电视台黄金时间绝大多数是都市言情剧等城市人关注的话题，因为，城市人才是最有商业价值的观众。惟一引起轰动的，是喜剧明星赵本山主演的电视剧《刘老根》、《马大帅》，但是也有人认为故事和真实的农村生活有距离———“艺术”和“真实”的距离有多近多远才合适……继续困扰着那些喜欢思索的批评家和艺术家。
艺术家已不是农民的代言人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绘画、文学、电影的创作是城市人，其中表现的“农民”也主要是给城市人看的———只有电视稍稍例外，农民虽然数量众多，却非电视台最想取悦的主流观众。批评家郭晓川指出，艺术家已经成为中产或中产以上阶级，与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虽然有少数出身农村或有过农村生活的艺术家，现在从思想和观念上已经与自己的出身产生了较大的距离。所以，现在的艺术家已经不是农民的代言人，也不是农民中的一员。农村题材所代表的范式与当代艺术的范式根本无法‘通约’，由此可见，农村题材的创作最终就是部分艺术家的‘怀旧’情怀的抒发。”有力量的作品仍然可以感动人，但是就现实而言，他认为真正的出路是通过改革和发展让农民阶层变小，甚至消失，“这可能也是最终的结果”。忻东旺1996年所画的《明天·多云转晴》。
齐白石所绘的《农耕图》是田园牧歌式的景象。
对话
绘画：视角的百年变化
新京报：过去很长时间，画农民是受到鼓励和有经费支持的，但是现在很多画家是自由职业，他们的生存又依托在城市，是否让艺术家对农村题材没什么兴趣？
徐虹：这当然有影响，但是我到各地调查发现，还是有很多画家在画农民题材的作品，而且面貌也很丰富。以前虽然画农民的画家和作品数量多，但很多是配合政策的作品，从表现形式、内容上没有今天这样丰富。比如毕建勋的《惊蛰》、忻东旺的《装修》、《明天·多云转晴》等许多作品抓住了农民进城等时代问题，一方面表现了现代化过程中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在中国更突出地表现在农民与土地，农村与都市化的矛盾之中，同时也流露出温暖的人情关切。
鲁虹：实际上，一方面大部分画家还是用以前那种固定的模式、想像的方式去呈现农民和农村，另一方面，在当代艺术中确实很少有关注农民题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艺术家集体缺乏底层关怀，没有用艺术去反映农村真实的变化。80年代初有罗中立《父亲》那样的画，现在很少有了。
新京报：二十年前很多农民题材绘画非常著名，而现在随着新媒体的出现，相比摄影、电影、电视剧来说，绘画的传播比较窄、影响也小，如今它还有怎样的力量？
鲁虹：新媒体对人的影响是很大，比如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他们接受的主要是电视电影和网络，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绘画。现在电视是最普及的媒体，反映农村生活的电视剧也有不少，但是我感觉最近这些年并没有特别好的电视剧表现农民。
当然这也和农民身份、经济的变化有关，有一些是反映民工、矿工的作品，这实际也和农民有关。
新京报：通常感觉农民自己喜欢的画是那种大红大绿、喜气洋洋的风格，但是“农民、农民”展中大部分是给城市人看的，也是审视的目光，是不是和农民的爱好拉开了距离？
徐虹：你说的主要是以前年画的样子，但是现在的农民喜欢什么样的绘画还要调查，不一定还是以前的样子。的确，这样作品多数是城市观众才能接触的，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的文化基础薄弱，比如没有美术馆这样展览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首先应该加强农村的经济文化建设，让大家能看到更多的作品。当然不一定是建美术馆，应该因地制宜。
文学：非虚构文学的崛起
新京报：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农村题材的作品非常著名，比如《创业史》等等，之后感觉比较少，为什么？
何西来：这和社会的变化有关系，以前大家能写的面比较小，所以对农村这样的题材表现比较多，但是角度也很单一。80年代以来，还是有很多涉及农民的，比如“反思文化”中《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之后“文化寻根”热中王安忆、莫言、韩少功等也写了农村的事，但是他们是从文化角度看的，我觉得有一些问题，相当一部分脱离农民的现实生活。到90年代《白鹿原》《古船》出来，又形成文化反思的高潮，另外还有刘醒龙、何申这样反映社会转型期的农民问题的作品。
新京报：当代小说领域，反映农民问题的作品、以及写作者有什么特点？
何西来：在这方面成名作家因为和农村接触的少，所以作品也越来越少，莫言看了《三农手记》说我们对现在的农村不懂了，以前的经验不管用了。反倒是地方上的作家能接触到核心问题，比如湖北的王建琳、云南的夏天敏写的《风骚的唐白河》、《好大一对羊》、《飞来的村庄》都是写三农题材的好作品，值得一看。另外就是一些报告文学比如《三农手记》的影响很大。但是相比三农问题在我们国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位置，这方面的文学创作还是比较薄弱的。
新京报：90年代之前小说的社会影响非常大，但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密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感觉郑金兰《三农手记》这样的非虚构作品以及社会学、经济学研究三农的著作好像更有力，而小说的影响力下降了很多。
何西来：这是自然的，因为传播媒介的改变产生的影响大。现在大家关注农村的真实状况和变化，比如《三农手记》就采用了社会学的视角看问题，这样看得更深更透，比单纯的文学描写要更全面。
但是我想这并非意味着小说就没有作为了，小说表现的现实更集中，它把现实拉到读者面前来。
关键是作家应该到第一线去观察，让作品从乡间土地上成长起来，这样才能写出好作品。《三农手记》这样的作品有力量，也是因为作品就在农村，了解农民，也真的写出了他们面临的现实、希望。
新京报：但是文学的消费着主要是城市人，这反过来对文学生产也有作用。
何西来：这是肯定的，多数读者还是城市里的人。但是城市人也会看写农民的书，而且，文学在农村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农民和民工也看书，不是很多人以为他们空闲了就光抽烟闲逛，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化需要，有的地方农民年收入也在万元以上，关键是看怎么为他们服务，真正提供他们喜欢的作品。
作家视点
不仅仅需要同情
目前描述农村状况的文学创作，从沈从文开始，仍然有相当一批作家作为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但是对于真正的农村、真正的现实本身，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观感是很乏力的。
当然也有一些作家把农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看待，写了很多关注农民切身状况的作品，我觉得这样的作品也是值得肯定的，可是我个人并不满足，我觉得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把农民仅仅看成是一个弱势群体，仅仅是需要同情的群落，我觉得这就是对农民非常大的误解，他不是一两个人，他是八亿多人。
如果你用城市里人的眼光看农村，对于我们来整理、了解农村历史，现实或者文化是起了很大的遮蔽作用。我不太赞成底层社会、底层关注，作为社会学者，我们当然要关注农民的切身状况，但是作为一个作家，那就变得非常简单和狭隘。有没有一种不一样的写作？
———格非（作家，摘录自《太平风物》三人谈）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周文翰
图片支持：中国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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