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与“科学”的论战

　　其实,21世纪初围绕中医的又一轮争论,即使不用贴上“新文化运动”的标签,也很容易让人们回想起一百余年前的一幕。

　　日本明治维新中取消汉医的成功,直接促成了晚清惊世骇俗的《废医论》。洋务运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新文化运动,其中的多位代表人物,大多热衷于力倡“废止中医”,而且用语尖锐决绝。

　　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而被西医误切掉健康右肾的梁启超先生也说:“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余地的。”

　　于是,以“科学”的名义,习惯了中草药、针砭灸治的中华民族肌体迅速接受了针剂、药片、手术刀。

　　长期致力于“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贾谦说:“中医药学是我国的原创性医学,但如今,中医的特色基本已被‘科学主义’抛弃殆尽。”

　　不讲科学,充其量是一种经验——这是许多人反驳中医的“常规武器”。

　　不久前的一个中医研讨会上,也有专家表示,中医发展之所以会出现波折,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人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而中医药如果抱残守缺,不思进取,难免会“自我萎缩”,只会更加被动。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对科学的历程有所反思:“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不讲理、越来越狰狞地支配着一切。越来越远离人性的目标,越来越脱离人类理性的批判和控制,科学变得越来越狭隘。”

　　吴国盛教授通过电子邮件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采访时,对“中医药为什么走不出科学论的阴影”的回答是:“这不仅关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也关乎现代科学的命运。需要重新考虑什么是科学,再从一种新的科学观来看看中医的意义。”

　　“我认为,中医自我辩护的策略可以是多样的。首先应该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特别是与现代最新的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相结合,用西方科学的话语来论证中医药的效率性、可操作性;另外一种辩护方案,则是回到科学的源头了,对科学重新进行说明,以此来论证中医的科学地位。”吴教授表示他更倾向于后一种。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认为,中医药是科学,但不同于西医的“还原论”,而是复杂性科学。

　　朱清时倡导用现代科学观看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他在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西医的优势,在于工业革命后得到了现代科学的支持。中医的问题,是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古朴的经验状态。但这些经验同样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反复实践证明了的,也是科学。

　　朱清时分析说,西医研究人体是用“还原论”方法,找出并消除病源,使人体恢复正常,属对抗疗法。中医则是“整体观”方法,认为人各种功能必须协调和平衡,治病在于调整机体的平衡。西医注重实体,中医注重关系。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其实是用来描述人体复杂系统的基本形态以及相互之间如何转化的。

　　“从这一角度讲,对此进行研究就是复杂性科学。很可惜,许多人将这些东西看成是算命的东西。”他说。

　　“上帝管着如来,牧师指挥和尚”

　　邓铁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中医药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上帝管着如来,牧师指挥和尚’。”

　　在“中医药现代化”这个不容置疑的指示牌下,中医却可能走上了一条“西医化”的死胡同。

　　曾任美国总统府顾问的华裔学者张绪通博士,曾将《针灸全书》译介到美国。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来自西方的所谓‘中国医药科学化’的名义听来美妙,其目的实际是要中国人对自己的中医药学术的根源与体系产生怀疑,以至于厌弃。”

　　张绪通教授认为,现今中医药的生死存亡,关键就在于“中药国际化”的定义、内容和中国人的觉悟。他激烈地表示,“所谓国际化,就是要中医药向西医药看齐,从意识形态来说,这就完全失去了民族文化的自尊,患上了‘洋大人症候群’”。

　　在有关中医存废之争的网络讨论中,有网友尖锐地指出,中医走到是“存”还是“废”的境地,源自国家卫生主管部门的一系列不合理政策和措施,概括地说就是用管理西医的方式来管理中医,用培养西医的方式培养中医,将中医“西医化”。而中医和西医各自孕育于两个完全异质的文明系统,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和变化规律,用任何一方改造另一方,都必然会导致另一方的消亡。而用西医改造中医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庸医的大量增加和良医的急剧减少。

　　尽管“中西医并重”一直是我国强调的卫生事业发展方针,但是二者的发展和显示地位明显地不均衡。缺少资源和政策支持的中医,已经身陷民间信用丧失和文化断根的迷途。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陈可冀院士说,互补的特性本应让中医和西医成为联手的“朋友”,而不是谁击败谁、谁取代谁的“敌人”。然而,当前在某种程度上,中西医之间存在着对立的情绪,缺少“应有的宽容”,这“极不正常”。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