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中医的剧痛点

　　“中医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路径走偏了。”数十年不遗余力推动中药现代化的贾谦说。

　　66岁的贾谦是科技部返聘的退休专家。1997年,科技部提出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贾谦当时参与了“中医药出口创汇的战略与政策研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等课题的研究,到了2002年,他发现这些课题并不切实,开始检讨其中的“导向错误”。

　　“由于当年课题组的成员还不很懂中医,想当然地把‘研究中药的药效物质基础’、‘提取有效成分’、‘争取三两种中药堂堂正正进入国际主流医药市场’等都写了进去,这其实是误导了有关研究人员,误导了中药产业,更误导了国家有关决策部门。”贾谦显得很痛心。

　　2002年,一家美国代理机构中皇集团在中国狂骗四百中医药企业,以八万元至十万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向中国中医药企业出售假“FDA认证”证书,包括同仁堂等老字号的中医药企业竟全部上当受骗。

　　对于近年来“中西医结合”的思维变异,特别是一直想使中药获得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管局)认可的思路,贾谦有些恼怒地说:“我看他们都是脑子进了西医的水!”

　　反对“中西医结合”,正成为最近以来中医问题另一个“高层次”的争论焦点。主张“中医自治”的声音刺激着卫生部的敏感神经,中医药管理局能否“升级”也备受关注。

　　已经列入2006年立法计划的《传统医药法(草案)》,已经进入了征求意见阶段。医疗卫生界密切关注着这部法律的出台,因为其内容规定中医的发展方向、资源分配等。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说,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中医要立法”,当时有人引用毛主席的话说:“唱戏的都解放了,中医为什么不能解放?”

　　9月5日,贾谦拿到了由中医管理药局负责起草的《传统医药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发现其中仍然留有两段有关“中西医结合”的文字。

　　“我并不同意中医药局的提法。”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

　　“实际上中医是原创性科学,我们绝不能把‘中西医结合’放进这部法里边,只要提中西医结合就是要消灭中医。”

　　而河北中医研究院的曹东义教授则指出了中医教育的问题: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医教学方式是师徒相传、口口相授,而中国目前中医学院校的严重西医化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中医”可能会成为“废品”。

　　一项对32所中医院校的调查显示,中医院生的学生约1/3的时间其实是在学习西医,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丰富,但中医理论基本训练严重不足。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了1/4。历来被中医大家所重视的中医经典学习课程不断被删减,甚至成为选修课。

　　中医科学院的一位教授介绍,由于课程设置和考试关系,他的21个研究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却读不懂《本草纲目》的《序》。

　　“活不下去的”中国中医院

　　吴崇其认为,期待已久的中医药立法必须要解决四个问题:要有同等的合法地位;要规定中医经费的比例;要成立独立的中医管理机构;要解决中医生存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华东政法学院的法律专家盛雷鸣认为,从法律层面上来讲,保护和扶持中医发展尚需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立法。

　　“关键是国家政策法律要给中医药一个公平生存的空间和有所作为的平台,绝非谁来管和给多少钱的问题。”黑龙江省公明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序坚对现阶段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制度提出建议，“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中医药创新平台,希望企业、个人到这平台上‘打擂’献宝”,攻克医学难关。”

　　因为在中国现有的卫生体制下,仅靠廉价的中医药的确无法养活医院,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

　　中医不仅价格低,收费项目也少。据专家介绍,我国当前实行的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共有3900多项,其中涉及中医的仅有97项,不到3%。在这97项中,传统的针灸只有14项,而我国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记载有9种针具、26种针法。许多传统上疗效很好的针灸埋线疗法、药捻疗法、穴位治疗等中医治疗方法,没有收费标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66家中医院的54个中医服务收费项目进行了成本与价值的比较,结果显示,54个项目中有40项,即近3/4的项目亏本经营。最常用的中药熏药治疗、骨折手法整复术、普通针刺、耳针、灸法、拔罐疗法,其盈利率全为负数。而西药进出中医院的差价大、仪器检测化验费昂贵,能够为医院盈利,为医生创收。

　　中医骨科是传统医学中优势突出的项目,尤其对闭合性骨折病人运用的中医正骨手法,不用手术就能解除病痛,价格远低于西医手术。但正因为过于便宜,就连许多中医院都极少采用,转而改为费用高、创伤大的西医手术治疗。在骨科,西医的收费标准就多达210多项。

　　生存压力下,许多中医院“自觉”地转向“西医”。据统计,在“中医医院”开出的药方中,70%出自西医之手,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占四成,西药则占到六成。“一些中医医院现在已经变成了二流的西医医院。”贾谦说。

　　中医低廉的药品和治疗成本在使中医院“变味”的同时,却在政府制定公共医疗政策时得到关注。据悉,国务院在调研农村合作医疗和艾滋病防治工作时,就对中医药发挥的作用相当关切。而美国医疗顾问方立培(音)受邀来华为科技部作报告时表示,中医的参与可以缓解政府在公共医疗方面巨大的财政负担,因为“中医的费用只有西医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责任编辑：王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