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一位名叫吉米·伊赛的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棒球队老板化了240多万美元买下了一卷36.3米长、中间末断裂但有狗咬痕迹的电报纸。他没有疯，因为这是大名鼎鼎的美国“垮掉的一代”代表作《在路上》的原始手稿。在那电报纸上，没有段落，没有边距，只有一气呵成的大段文字。

　　那还是50多年前的事。二战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焦虑的年代”。当政治家对苏联原子弹和共产主义心怀恐惧的时候，作家们却陷入了一种内在的心理焦虑。一些作家开始重新审视那个老问题“我是谁？”，当黑人与犹太作家企图从他们的文化与种族背景中寻求解答的时候，年轻的“垮掉的一代”作家开始借助于东方哲学，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极端自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

　　《在路上》记述了杰克·凯鲁亚克和他的朋友们多次横贯美国旅行的故事。《在路上》的文字特点十分鲜明，大段大段的意识流，结合源自东方禅宗的“自发性写作”的随意和自由。文学创作的守则对凯鲁亚克而言与其他他们乐于打破的陈规并无二致，结构和形式根本不加考虑，语言也毫无雕琢，呈现出一种喷薄爆发般的原生态。杰克·凯鲁亚克曾说，最初的想法就是最好的想法。但为了出版《在路上》，他也不得不进行妥协，在出版书稿前进行了数次修改。

　　《在路上》描述的一群“垮掉的一代”成员西行的故事无疑可以从象征的层面进行解读。纽约是他们旅途的起点，也是他们要逃离的“非自由”之城。姓“天堂(dise)”的萨尔·帕拉迪斯是全书的叙述者，也是凯鲁亚克自称的对反自我，但小说的英雄是迪安。迪安是一个注定的流浪者，他的父母在颠簸的车上让他降临到世间。而在全书开头，萨尔说道：“自从迪安·莫里亚蒂闯入我的世界，你便可以称我的生活是‘在路上’。”于是，一场西行的旅程开始了，这也是一场在感情上和精神上追求自由的旅程。迪安首先遇见了卡洛·马克斯，他是艾伦·金斯堡的原型；萨尔认为，两者的会面是将要发生的一切之始。迪恩的宗教动机被屡屡提及，人物及其性格常常被标签为“神圣的”，萨尔更是把迪恩称为“这一代人的救世主”。然而当旅程继续，一切都在悄然改变。

　　但是，追求放纵感官和无止境的旅途只是萨尔们逃避社会不幸的方法，但“垮掉的一代”每个成员及其崇拜者，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深藏对于美的向往。萨尔说，“没有温存的交谈———真正发自内心震撼灵魂的绵绵情话，就匆忙做爱了。要知道，生命是神圣的，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渴望到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命之星。”外表的放荡与内心世界的温存和脆弱就这样奇妙地混合，也让认真的读者唏嘘不已。但对于凯鲁亚克们，现实的失望和对希望的渴求，让他们不断地在路上，可能永无止境。

　　对“垮掉的一代”而言，他们更愿“用只有自己才能理解的极端方式来肯定生活”。但同时正如萨尔所说，以“上路”为象征的这种生活带来的感觉，却使“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是别的什么人，我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我的一生行踪无定，如游荡的魂灵”。“在路上”颠沛流离的艰苦旅途的确构成人物追寻生存意义的方式，却同时在事实上暗示着他们内心深处的无奈。以追寻“有意义”的生命来抗拒萦绕于灵魂中的意义缺失，而这种“有意义”所包含的也只是急速、紧张、不稳定的行程与其间掠过的一切琐事，这些转瞬即逝的因素，在标注寻求浪漫主义情趣的同时，也记下对虚无和无意义逃遁的足迹，这也就是萨尔所说的“生活在路上”。

　　作家卡波特曾嗤之以鼻地嘲讽凯鲁亚克“那不是写作；是打字”，但毫无疑问《在路上》仍以极具爆发力的文字，展示了“垮掉的一代”不断探寻生活之可能性，不断试探社会规范的边界的努力。作为后现代文学的一个分支，“垮掉的一代”是对精英意识和主流文化规则的反抗，还直接影响了上世纪60年代文化意义更为深远的嬉皮士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