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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药”商人高价收“红”蛋
两毛钱差价滋生“红祸”
两毛钱，这是红心蛋和黄心蛋每斤的最大差价。保定商人朱来永就是靠这个差价，控制了养鸭户，并最终给乡村带来毁灭性后果。
有人抵御了这个诱惑，有人无力抗拒。一年前，一个三面环山、夹着一条清澈河流的小村庄开始慢慢地改变。
养鸭户在绝望中煎熬
昨天上午10点，52岁的养鸭人王庭芳蹲在静静的冶河旁，瞅着水中的鸭子，一言不发。 “有人找你哩！”表弟王海刚走到河边揪起他。
不远处站着七八个人，王庭芳知道，政府的人又来调查了。“他们不问我，我还要问他们呢！”
王庭芳是河北省井陉县孙庄乡孙庄村的一个普通养鸭户，红心蛋风波就起源于井陉县和紧邻的平山县。现在，两县所有养鸭户的鸭子和鸭蛋，无论是否有问题，全部不得销售。
来找王庭芳的是乡里的公安、检疫、农畜等工作人员。“还是问我以前用过没用过‘红药’，我也想问，这鸭子到底该咋办？”前天，农业部的调查组在孙庄村提取了鸭蛋、活鸭进行检测，最终结果将决定鸭子的生死———最严重的情况，是将鸭子扑杀。
王庭芳在河里养着1000多只鸭子，虽然还没到产蛋期，但那是他全家最大的一笔财产。等待，很折磨人，但说起“红药”，王庭芳很爽快：“没错，我也用过‘红药’”。
难以抗拒的神奇药末
去年夏天，保定商人朱来永在收购鸭蛋时，“建议”王庭芳给鸭子喂药。“他说市场上需要红心蛋，这个值钱，北京人爱吃。”王庭芳当即买药。果然，鸭子很快下出蛋心鲜红的蛋，朱来永提高了收购价格。“有时候每斤多卖一毛，最多两毛。”这个价格，让王庭芳无法拒绝。
养鸭子是王庭芳从炮兵转业后的第三个正经营生。上世纪80年代，他转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陶瓷厂工人，因为下岗，他借款买了辆农用车搞运输，车子后来在一次大水中被淹没。一年前，王庭芳再度借款养起了鸭子。
井陉县其实并没有养鸭子的传统，远不如紧邻的平山县养鸭历史悠久。孙庄乡41个养鸭户，绝大部分都是这几年才开始。
养鸭头四个月是纯养阶段，鸭子长大后，才开始“掏蛋”，一次能下六七个月，一般最多两年，鸭子产蛋量就开始锐减，需要把鸭子卖掉，然后重新买小鸭。去年，王庭芳和妻子忙碌了一年，赚了10000多元钱。这对他是很重要的收入，买农用车欠下的4万元钱，还剩两万没还。
要想保证这笔收入，收购鸭蛋的朱来永是至关重要的。在孙庄乡，很多鸭户都将蛋卖给朱。“你要这次不给他（蛋），他下次就不收了！”
收蛋人影响养鸭户选择
王庭芳其实不满意自己对朱来永的依赖，朱来永说红心蛋值钱、朱来永给他们红药、朱来永让他们暂时不要喂药（有时候黄心蛋也会行情好）……他说，自己曾跟几个养鸭户商量，绕过朱，直接向加工厂供应蛋，但没人响应。“没资金啊！”
王庭芳说，加工厂一般会要押金，而他们无法提供这笔钱。
贫穷，村庄大部分人的贫穷，使得人们很难改变一些东西。
“我们经常排最后一名。”孙庄乡政府负责宣传的王建军说，在全县17个乡里，孙庄乡经济非常落后。外地人承包的石料厂，是孙庄最富裕的产业，而大部分本地人，不是给石料厂打工，就是在家务农，因为处于山地，农业也非常落后。
王庭芳得不到养鸭户的响应后，也再不作他想。直到红心鸭蛋事件爆发后，他才重新想起自己的打算。他现在只想等到事情结束，有人能帮助他们找到加工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紧邻的平山县，昨天，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扑杀。
养鸭人坚称不知红药有毒
在《每周质量报告》的暗访中，养鸭人的表现让人指其“黑心”———他们谎称鸭子是吃了奶粉才下出红蛋；对“红药”三缄其口；无意说出自己并不吃红心蛋。
在电视上的表现，让孙庄养鸭基地的经理高新生的生活完全改变。
以前，每天早上6点多，高新生和他的媳妇、儿子就要起床准备给2000多只鸭子喂食。8点多钟，所有的鸭子都会被赶到紧邻鸭棚的冶河里放养，这个过程一般要持续三四个小时。中午回来，给鸭子们喂食了，他们还要张罗自己的午饭。吃完午饭消停一会儿，他们就要准备准备，在晚上六七点钟给鸭子喂第三遍食。忙碌的日子一天天重复着。
11月12日上午，高新生接到朱来永的电话，电话里朱来永告诉高新生两件事，红心鸭蛋出事了，红心的“秘密”已经被媒体曝光；白洋淀地区已经开始清查加了“红药”的鸭蛋。然后他问道：“你们那儿开始查了没有？”高新生说：“还没有。”
高新生的话说完没多久，石家庄市井陉县的工商、质监、药监、公安等部门都派人赶到孙庄，将孙庄的41个养鸭户挨个检查了一遍。高新生的养鸭基地首先被查。当天下午，孙庄乡政府就派人把高新生家所有的鸭蛋都就地封存，总共有500多个。“这些蛋都是今年下半年的头一批，鸭子刚开始产蛋就出这事，我们全家就靠这些蛋生活了。”高新生昨天在接受采访时哽咽着说。
不光蛋被封存了，高新生家的鸭子也不让拿出去卖，孙庄乡政府每天都派巡逻车看着每个养鸭户。高新生除了应付乡里的人，从事发以后还陆续接待了石家庄市、农业部等部门的调查。直到昨天，孙庄乡的派出所还在找高新生调查朱来永的下落。对于让自己陷入窘境的朱来永，高新生至今都不确定要不要恨他。他说，如果朱来永知道“红药”有毒还给他们养鸭，他就恨朱来永；否则就恨自己运气不好。
他坚持称，自己根本不知道红药是什么。在这一点上，王庭芳的说法也是如此。
部分养鸭人未受两毛钱诱惑
和高新生和王庭芳不同，同在孙庄乡养鸭子的贾树贵、贾二廷夫妇就没有受到两毛钱的蛊惑。
贾树贵夫妇今年养了750只鸭子。“最近几天，鸭子开始慢慢产蛋。”贾树贵说，这些鸭子每天能产下20个鸭蛋，按照现在每斤2.8元的市价，能卖出十几元。从11月12日开始，贾树贵夫妇陆续接待了孙庄乡、井陉县、农业部的调查。他们的鸭蛋没问题。
从2000年开始，贾树贵夫妇开始养鸭子，但2003年非典时期人们不买鸭蛋，2004年又闹禽流感，他们的养殖也时有间断。2005年，夫妇俩就养了250只，但看年底行情还不错，于是在2006年养了750只。“我们从来都不放‘红药’，鸭子的蛋一直都是黄心的。”贾树贵说。
贾树贵回忆，2005年春天，他听说乡里有些养鸭户放“红药”产红心蛋，但有人对他们说“红药”吃了不好。“‘红药’是什么东西？吃了会有什么毛病？我们也闹不清。”贾树贵说，他自己觉得在饲料里加药，总不会是好事，所以没有去找朱来永，朱来永也没有找过他。
“红心蛋跟黄心的也就差两毛钱。”贾树贵说，“我们现在也不用担心，不放药，鸭子肯定不会有问题。”只是农业部来抽样的时候杀了他的两只鸭子，至今让他觉得非常可惜。“一只鸭子至少也值30多元。”贾树贵说。
■当地说法
井陉官员解释监管不力原因
一名饲料官难管数万养殖户
“一名年过半百的饲料办工作人员，要面对全县的养殖户，根本无法发现饲料的猫腻儿。”昨天，河北省井陉县农畜局局长梁万科在解释为何政府部门无法事先监管红心鸭蛋事件时说。
红心鸭蛋是饲料内添加苏丹红所致，而这应该由在政府监管职责序列内，隶属农畜局的饲料办直接管理。“我事后也问过我们的饲料办主任，为什么就没能预防！”
井陉县农畜局局长说。他表示，其实饲料办的主要职责是监管饲料企业，同时也肩负抽查养殖户饲料的责任，而现实是，井陉县饲料办只有年过半百的老主任一个人，他根本无法监管全县数万户的养殖户（包括鸭子外的其他动物养殖）。
而且，鸭子养殖户投加苏丹红往往是喂食前才进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农畜局认为，这也加大了检查的难度。
在央视报道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很多饲料桶都已经被染红，这也是暴露苏丹红秘密的路径之一。为什么记者能看到的漏洞，官员没有却无法看到？梁万科承认，这一点显示“不能说一点责任也没有”。对于是否可能对部分官员进行处罚的问题，梁万科称，这需上级政府决定。
红心蛋事件发生后，这一监管部门无力监管的状况也得到一定改变。井陉县农畜局局长梁万科说，他们也把原本并无固定人手的“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确定了具体的工作人员，并给他们配备车辆，以保证农畜业监管的力度。 (责任编辑：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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