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学毕业，组织分配一锤定音，我到原贵州农学院马列部从事马列理论教学，教研我的专业———中共党史。

　　1978年12月，我担任最后一届(76级)工农兵学员的中共党史课讲授工作。由于“两个凡是”的桎梏，教学内容仍旧以一次又一次的路线斗争为主线。

　　12月25日上午，我有三节课，按计划该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彭德怀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头晚上还是按这个内容备课的。可是就在当天早上六点多，高楼上的喇叭里传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令人惊讶和振奋的消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彭德怀平反昭雪，24日在首都隆重举行了彭德怀同志追悼大会。这个消息太重要了，我的第一感觉是政治气候将有重大变化。

　　一阵振奋之后，我犯难了：今天党史课还上不上？是否按照新精神重新备课，下周再上？不，这是一个宣传彭德怀的好机会，一个批判“四人帮”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好机会。于是，我毅然决定按时上课。

　　可是，这课怎么上呢？彭德怀的英雄形象、丰功伟绩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迈着自信而沉着的步子走上讲台，以“彭德怀同志光辉的一生”为标题，怀着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比崇敬的心情，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激情奔放地讲述了“苦难的童年”、“长征中的彭大将军”等内容。讲课人和听课人都很激动，大家都动了真情：彭德怀的革命事迹太感动人了。后来有人问，讲课那么绘声绘色，材料是哪里来的？我便告诉他们，借“文革”搞大批判之机，我们党史教员读了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有关材料，敬仰、同情的感情油然而生，一有机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倾泻出来。

　　课间操铃声响了，我和同学们还沉浸在彭德怀感人的事迹里……课间操以后，报纸来了，我怀着胜利者的心情，请一位普通话讲得好的同学读报，并着重讲解了中央对彭德怀的高度评价。我讲课很起劲，同学们听得很认真，本来是三节课，结果把第四节自习课也用上了。

　　最后我和同学们共同得出了两条结论：一是坚持真理的人最终是打不倒的，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二是为彭德怀平反就是纠错，正说明共产党的伟大。

　　“这是历史，也是现实。”这堂课结束时，我这样对同学们说。

　　从此以后，凡是为哪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平反昭雪，我都要作一次专题讲座。国内外重大事件发生，领导还要安排我作辅导报告。

　　1989年中央发文在高校正式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我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学校乃至贵州唯一的形势与政策课专职教师。

　　在当时要开设这门课确实困难不小：一是有政治风险，过去由于政策不稳定，对形势跟不上要挨批评，跟上了还可能犯错误；二是有具体困难，无教学大纲、无教材、无足够数量的专职教师，人称“三无课”。但当时我是德育教研室主任，必须带头把这门课开出来，立起来。

　　经过艰苦的探索，我终于比较好地解决了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

　　形势与政策课时效性特别强，不可能有现成的和比较稳定的教材使用。紧跟形势是这门课的优点与特点。如何紧跟形势，把握大方向呢？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国内形势，上半年主要讲“两会”精神和热门话题，下半年主要讲中央全会精神、国际形势、主要三大关系(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我国与大国的关系，我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关于教材，一是选编中央会议有关文件作为学生必读教材；二是订购《时事报告》(大学生版)作为参考教材；三是自编讲义、讲稿200余份，其中有的还由教育厅转发给省内高校使用，有的整理成论文正式发表。

　　此外，我还主编了《国情教程》等教材，全国有50余所高校使用，并应邀在省内各高校和一些省内市机关、专州作专题报告。在学生多教师少，以作大报告为主要教学形式的条件下，如何搞好教学，完成教学任务？我的体会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让学生从知识的海洋里获得正确的信息，自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付出总会有回报。教学实践证明，形势与政策课是我们高校实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重要依托和载体。形势与政策课在学生中的威信树立了起来，多次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并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全国教师培训班上，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马列部主任会议上，我和部领导都作了经验介绍和典型发言，《思想理论教育导刊》还发表了我的文章。

　　原贵州农学院党委宣传部和教务处对形势与政策课有过专门的调查和评估，记录了学生的普遍反映。调查评估报告指出：“除正规上课外，形势与政策课还开设自由参加的讲座，只要某老师讲某问题的海报一出，大教室、大礼堂就会座无虚席，甚至出现了提前到场占座位和站着听讲的情景。更可喜的是出现一批学习时事政治的积极分子，自称是‘学迷’，他们说歌有歌迷、球有球迷，自己就是老师的学迷。每当国内外重大时事新闻一发布，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家里就会学迷满座，酝酿新的讲授专题。学生普遍反映听形势与政策课是一种‘精神享受’，可以从中学到知识，学到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本领，重要的是自觉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形势与政策课起到了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作用。”

　　上形势与政策课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较早地学习和掌握了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要讲国内外形势是离不开当代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最初邓小平理论没有系统而完整地表述出来，只是通过新闻媒体和有关文件，将思想火花一个个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对此我较为敏感地抓紧时机进行了收集和研究梳理，并较早地开出了“邓小平理论专题研究”课，以后还参编和主审了有关教材，在全国重要刊物上发表了研究论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形势与政策课的战斗水平。

　　合校后，全面开设了形势与政策课，而且逐步形成了有几位具有高级职称教师参加的教研室，过去那种单打独斗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一个退休教师，我感到莫大的欣慰。愿形势与政策课在实现正确的舆论导向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系贵州大学马列部退休教授)

　　作者：彭洪志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