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没有最终决定权
按照台湾相关法律规定，两岸事务的决策权在“陆委会”等更高层级的部门，所以，即便金门县议会最终以法案形式通过县长的设想，金门也没有最终决定权。
因此，金门县“议会议长”谢宜璋也提醒李炷烽“必须留意与现实距离太远的问题”。而国民党“议会”党团书记长杨永立也说，“‘一国两制试验区’非县长层次可谈，民众对此意见势必两极化。”
金门县“议员”李丽貌甚至调侃李炷烽，如果当上“特首”，不要忘记提携全体“议员”。
面对质疑，李炷烽的态度是，“我们先抛出这个议题，怎么做，大家再进一步讨论”。“陈水扁在选举时，也说过要把金门建成特别行政区。”
台湾新党籍“立法委员”雷倩，对李炷烽的设想有更深一层的思考。“金门和厦门，不管是从历史文化，还是商贸依存的角度看，都和海峡两岸的现状非常相似。所以在金、厦作为试验区，借以突破现行法规的限制，无论对连战先生讲的海峡两岸‘共同市场’也好，或是马英九先生讲的‘和平发展协定’也好，都可以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她对本报记者说。
“如果不藉着小三通突破限制，金门会是一个孤城、死城。”她说，“台湾也是一样，只顾政治的意识形态，而不管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就很容易陷入边缘化，甚至被孤立的小格局。”
数十万发炮弹
金门位于福建省东南海面，由近60个岛屿组成，最大的岛屿金门岛，面积约150平方公里，岛形如锭，环岛多海湾良港，潮高水深。
金门东距基隆198海里，西靠厦门却仅18海里，最靠近厦门的地方，相距甚至只有2310米，鸡犬之声相闻。
金门和厦门并称“二门”。“历史上，金门岛和厦门岛就一直是东南沿海的两个重要的港口。它们同属同安县，互为犄角，唇齿相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台湾研究室副研究员褚静涛这样看两个岛屿，“是内战才把它们分开的。”
1661年，郑成功的船队自金门东征，一举收复台湾；后来的施琅统一台湾，也是从金门启航；而1949年后，金门成了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的最前线，1949年10月，解放军进攻金门失利，遭遇了惨重的败绩，而1958年的“8·23炮战”更使金门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对大部分大陆的中国人来说，“炮击金门”是一段历史，然而，对金门人而言，这意味着45天里每天超过1万发的炮弹，和整整44年的“战地政务”体制。每晚10时至凌晨4时的宵禁，金门全岛漆黑一片；即使在平日，金门人也不能放风筝、养鸽子，甚至不能拥有照相机、收音机，否则“一律依军法处置”。
这一时期，金门的台湾守军达到10万，几相当于台湾全部军队的1／4。而根据台湾方面的统计数据，从金门射向厦门的炮弹，也达12万发之数。
“当时的金门是海峡两岸的军事纽带，炮击则是两岸的政治领导人的交流语言。”辛旗向记者介绍。
事实上，两岸炮击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美国试图让台湾彻底独立。两岸的中国人适时地互相炮击，既表明内战尚在进行，也是宣示两岸联系没有割裂。
而当台湾的海军舰队通过海峡，前往东沙群岛保卫领土时，大陆解放军停止炮击。同样地，大陆海军驰援西沙群岛与越南交战时，金门的台湾守军也停止炮击。
协议代替了炮击
台湾导游张启文，1976年还是驻守金门的士兵之一。“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到金门时，我们大吃了一顿，还喝光了之前存下来的金门高粱酒。”他对本报记者回忆说，“大家都觉得，要打仗了，我们要做炮灰了。”
不过他最后等来的，是1979年1月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该文件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金门的台湾守军也得到命令，“停止炮击，原地待命”，这一“待命”就直到现在。
也是在那一年，金门台湾守军的一位叫林正义的连长，泅渡到了厦门，最终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为大陆人民的福祉献计献策。
1990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红十字组织在金门举行商谈，“就解决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问题进行协商”，达成了4点协议，并签订下“金门协议”，并成为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分别授权的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
在两岸的大格局中，金门再一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这一次，“协议”代替了“炮击”。
1990年代初，驻守金门的台湾守军，也从10万人逐步减少到了1万人的规模。终于在1992年，金门的“战地政务”体制被解除。
“每天看对岸的厦门，咫尺就是一个天涯，感觉不可思议。”金门县县长李炷烽回忆起儿时的生活时感慨。
而当两岸炮击的硝烟散去，金门开始成为一座桥。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金门人比大陆了解台湾，也比台湾了解大陆。”金门县选出的台湾“立法委员”吴成典说。
(责任编辑：王伟)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