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暨大激荡史

　　□本报记者 万 静

　　1925年10月，只有师范文凭的曹聚仁被聘到国立暨南学校大学部，“一本正经做起教授来”。那时，国立暨南学校已经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同事帮曹聚仁找了一位帮工的女佣，但女工的亲友们一直弄不清楚，“济南大学”为什么不在山东而在上海的乡间？“暨南”的校名，更让她们糊涂。曹聚仁对她们讲了好多回、“可是又是‘尚书’，又是‘尧典’，又是什么‘朔南暨’，太不容易搅了。”

　　时至今日，暨南大学的学生仍不乏这种尴尬。介绍学校时，总要在前面加上“广州”二字才能讲清。今年3月前，在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暨南大学”，还曾被好心地提示，“你要找的是不是济南大学？”

　　为着复杂的校名，让曹聚仁会忍不住“真想打他几十板手心”的端方，就是百年前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的创办人。

　　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允许“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回南京读书，以“宏教泽而系侨情”。之后，在南京薛家巷成立专门学堂，并取《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之意，命名“暨南学堂”，意为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和文化教育传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

　　2006年11月16日，暨南大学将自己的历史渊源追溯到百年前的暨南学堂，隆重纪念学校的百年发展。

　　1906：端方奏请成立暨南学堂

　　1908年，新加坡华侨学生林邦彦被当地侨会选派到暨南学堂读书时，学校的老师除了举人、贡生、秀才外，还有日本和德国的留学生。有位老举人上国文课时唾沫四溅，遭到印尼侨生的反对，差点罢课。

　　学堂为侨生定制了统一的校服，全用黑色，黑革履，黑呢帽，帽边镶金丝线。出门旅行的时候，俨然是陆军学生，威风凛凛。在回忆录中谈到郊游时，林邦彦更是对骑小毛驴的技巧津津乐道。

　　与他同批的还有后来成为新加坡大学校长的李光前。一次骑毛驴出去玩时，李光前跌掉了两颗门牙。

　　当时的南京市民称他们为“洋少爷”。在市民们看来，这帮学生面色黝黑，穿着奇装异服，说着不知哪国的“鸟语”，还擅长打架，虽然出手大方，实在让人敬而远之。

　　林邦彦是从新加坡回国求学的第一批华侨学生。为防止倭寇和来自海上的反清力量，清政府长期厉行海禁政策，严禁官民出洋，并把海外华侨视为“化外顽民”、“天朝莠民”。海外华侨在居住国遭受欺凌和屠杀，清政府反而认定是“孽由自作”，“朝廷概不与闻”。

　　一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才不得不调整侨务政策，于1893年正式宣布废除海禁，将海外侨民与内地人同等看待。

　　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政府更鼓励国内师生到南洋各华侨学校执教。随着海外侨校的增多，清政府及沿海督抚还不断派人到南洋各地“劝学”、“视学”，调查南洋华侨教育的情况。

　　1905年，端方受清政府委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端方从欧洲回国，途经南洋，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列队欢迎，“大为感动”。在林邦彦看来，这是促使端方奏请成立暨南学堂、免费招收华侨学生回国就学的原因之一。

　　1906年11月，被派到南洋考察华侨教育的钱恂，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的兄长，从爪哇拍电报给端方，说大约有30名华侨学生想回国在南京念书。已经是两江总督的端方立即表示赞同，之后上奏朝廷。

　　1907年2月底，第一批华侨学生21人抵达南京。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成为国内第一所为培植海外华侨子弟而设的学校。为表示重视，端方还亲自与21名侨生及全体教职工合影。1909年时，学堂有学生167人，来自爪哇的有70多人。1911年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入川前，端方还给每个学生送了一幅自己的肖像。

　　1910年进入暨南学堂的陈维龙，是来自吉隆坡的侨生，在回国前，念过几年私塾和半年新学堂，经学很熟悉，英文、算术却很差。回国后又发现自己缺乏中国历史知识，为此，陈维龙特意向国文老师请教，老师回答说，“那很简单，你把《纲鉴易知录》看一看，就能应付裕如。” 当时南京书店无存货，陈维龙赶紧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了一套，“收到时把我吓昏了，原来它一套书一共有一百几十册”。

　　陈维龙英文不好，却又碰到一位留学日本的英文老师。他一直记得这位老师教的英文对话：“请问先生贵姓？”（What is your honourable sirname？）“敝姓陈。”（My humble sirname is Chen．）

　　让陈维龙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经学的江先生，背后被学生称为“江道德”。他最喜欢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为人确也规矩中正。遇有学生犯错，他并不责罚，反而约他们到家中喝茶，细声细气地讲道理给学生听，让他们记起自己的抱负和父母的期望。往往学生都“痛哭流涕，声明要痛改前非”。

　　暨南学堂的第一首校歌，据说歌词是游历南洋多年的康有为所写。不过陈维龙念书的时候，唱的校歌是另外一首《孔子颂》，歌词是“圣德与天齐，大哉孔子何巍巍，一匹夫虽未自称南面，救世心万古昭垂”。

　　暨南学堂的学生是没有了辫子的一群。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驻守南京的张勋领着“辫子军”攻进南京城后，曾运来大炮对着暨南学堂。学堂赶紧把学生送到上海避难，大部分侨生返回南洋，小部分参加了革命军，而暨南学堂也因此停办。

　　1927：郑洪年升级国立暨南大学

　　1917年，战事稍停。11月1日，教育部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委派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为筹办员。黄炎培邀请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中华学校校长赵正平共同筹划恢复暨南。

　　他们很快拟定了《暨南学校章程》和《暨南学校规复宣言并招生启》。“招生启”介绍了暨南学校创办的缘由：“今将原有之暨南学校从新恢复，扩充规模，改良办法，分设专科，并经营有利于华侨教育之各种事业，总以华侨子弟回国者得受适宜之教育，造成有用之青年，以增进华侨文明程度，发达华侨实业为宗旨。”

　　1918年3月1日，暨南学校补习科正式开课。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校长为赵正平。5月，开始招收内地学生，以便与侨生互相取长补短。9月9日，暨南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有侨生70人，内地生40人。

　　暨南学校将“忠信笃敬”作为校训，并由清末状元张謇亲笔书写匾额，取意孔子的《论语》：“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1923年，为了适应学生的增多，并创建大学部，暨南学校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真如是宝山县下的小乡镇，离上海十余里地，有沪宁火车经过。

　　赵正平之后，暨南原教务主任姜琦接任校长职务。姜琦思想开明，在他治下，暨南学校更进一步扩充发展。但暨南学校升级为“暨南大学”，还是要等到1927年6月郑洪年上任。

　　在曹聚仁心目中，真正能体现暨南精神的正是姜琦、郑洪年两位校长主政的时期。“那便是侨生最多，富有青春力朝气蓬勃的时期”。

　　郑洪年曾师从康有为，1927年起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工商部、建设部次长等各种职务，对教育问题也非常重视，以教育救国为己任。1907年首次归国的21名侨生到达上海后，也是由郑洪年接到南京。

　　担任暨南学校校长后，郑洪年力主将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艺术院五门，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当时惟一的华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

　　郑洪年希望从质量上完善华侨之最高学府的创建，“使华侨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以为他日参加祖国一切运动，及提高华侨地位之准备”。他主张“知行并进，实事求是”，将应用技术课程作为大学的必修课；强调华侨的需要，开设《南洋概况》为全校的必修课；还规定每个本科生要掌握两门外语，第一外语为英语，第二外语从法、日、德、荷兰、马来五种文字中选一种。国内生则必须从荷兰、马来文中选一种，以便毕业后派到南洋服务。

　　郑洪年曾说，“余任事之初，以集中人才为先图，其学有所长，德行足为学子表率者，无远近皆以礼先之。”鲁迅、蔡元培、马叙伦、胡适、郑振铎等都曾应邀到校讲演。夏丏尊、周谷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伦、潘光旦、叶公超、梁实秋、许德珩、洪深、黄宾虹、陶冷月、孙大雨等人则被延聘来校任教。

　　曹聚仁在暨南学校教外国学生读《浮生六记》、《老残游记》；教中国学生读《天演论》、《拊掌录》。在他看来，这些思想方法论和文学批评一类的著作，在过渡时代，对于语文入门，是非常有用的。而他所用的教材，多取自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林琴南的《拊掌录》这样用古文体翻译的西洋文学名著，“一方面可以养成青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欣赏能力，一面也介绍了西洋文学名著”。

　　在真如时期，暨南学校的侨生占了学生总数的95％以上，“每逢假日，真如车站一眼看去，都是戴着形形色色的帽子、近于‘小黑炭’型的小伙子。”

　　真如时的暨南大学，学生最多时有1700多人，这让校史专家马兴中印象最为深刻。在解放前，大学规模能上千人就已经不错了。

　　真如乡间的农民则把暨南师生看作另外圈子中的人，学生被当成从海外回来的王子，“腰缠十万贯，骑鹤来上海”。“因此，他们的鸡也特别值钱，鸡蛋也比上海的贵”。曹聚仁在回忆录中说。

　　“一·二八”事变后，暨南大学的师生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运动，引起了国民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1934年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视察教育和筹募基金”的名义，调郑洪年前往南洋。校长职务由沈鹏飞代理。

　　1935年，历史学者何炳松接任校长。

　　何炳松就职后，在第一次全校大会上指出：“现在国势阽危，国难严重，许多人已经无书可读……我们在有书可读之时，应努力读书。”他提出的培养目标是：“要造成复兴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争权夺利的政客。况且暨南比其他大学另有特殊之使命，将来本校毕业同学，必须能向海外发展，能在外界立足”。

　　之后“八一三”事变，真如成为战火的中心，暨南大学只能再度播迁。1938年，暨南大学迁到上海公共租界。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为日本军占领，暨南大学又播迁到福建建阳。

　　1945：何炳松掌校10周年

　　1943年，18岁的福建少年陈默从南平考入国立暨南大学，选了国际贸易系，因为“可以赚洋人的钱”。入校前，陈默已经知道“何炳松”这个名字，他高中念的外国历史课本就是何炳松编的。

　　那时，何炳松已经在国立暨南大学当了8年校长。他还需要在校长位子上苦苦坚持3年。

　　何炳松由官费送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史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他在国内最先传播鲁滨逊的“新史学”，力图以西方史学理论为基础，吸收中国传统史学精华。1935年1月，他与王新民等9人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以“此事此地的需要”为基础，保持中国的特殊性，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同时也对欧美文化进行批判地吸收。这就是现代史上有名的“十教授宣言”，在当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

　　体现在治校上，何炳松大力提倡“忠信笃敬”的校训，重视道德教化，以传统文化培养侨生的品格；主张学以致用，学术救国；在学术思想上，同样兼收并蓄，还在1944年邀请《资本论》的译者之一王亚南到校讲座。

　　陈默认为何炳松校长“很了不起”。一方面，可以跟教育部要到钱，虽然经费很少，但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还是很买何炳松的面子；第二，何炳松在教育界、知识界威望很高，能够请到那么多有名的教授，到福建建阳那样艰苦的山区教学。

　　回想当年的艰苦，暨大校友总会副会长陈默很感慨。点的桐油灯，能用两根灯草就很不错了。作为校舍的孔子庙，也没有灯，上课就需要早早去，抢靠南的、窗户边上的座位，才不会太费眼。

　　何炳松在一次周会上流着眼泪说：“大家生活太苦了，我都知道，点灯的桐油买不起，作笔记的墨水买不起，先生们的太太，有做小生意的，赚那么一角钱二角钱，有的教授连换洗长衫也没有……”

　　1944年，数位教授提议在1945年6月隆重举行纪念何炳松校长掌校10周年活动。他们在提案中说：“本校虽有四十年之历史，校长任职十年者以何先生为第一人；国内各大学校长能任职十年者亦殊不多见。况何先生接事于校局兀臬之际，支撑于困难严重之时，经营擘划，艰苦卓绝，校誉日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能不避艰险，毅然内迁。上海大学不啻十数，而能完全内迁者，仅有本校，大学校长内来者，仅有何先生一人。”

　　1945年6月1日开始，纪念活动持续了3天。毕业学生自发为他排演了平剧晚会。徐克仁当时在《群英会》中扮演周瑜，他回忆选平剧的原因是，全校师生都知道何校长对昆曲有特殊研究，但学校里没人会唱，他们决定排演平剧以代。

　　印象中，陈默还记得何炳松爱喝点小酒，但生活清贫，只能拿乡间的黄酒代替。在10周年活动的晚宴上，200多名毕业生每位“奉半觞为寿”，何炳松“一一尽之无难色”。

　　1945年8月，抗战终于胜利。暨南大学开始着手迁回上海的事宜。何炳松惨淡经营，呕心沥血，都要找到合适的校址了，却被一纸调令发到国立英士大学当校长。他曾给学生阮毅成发过电报，称“不得已力疾拜命”，准备鞠躬尽瘁了。但因长期劳累过度，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时年56岁。

　　郑振铎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何炳松“做了十多年的暨大校长，暨大的学术空气始终是纯洁的。……学术研究的自由，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干涉。”

　　任过台湾《中央日报》社长的阮毅成认为，何炳松的史学是可以与梁启超并称的。梁启超晚年不问政治，专心著述讲学，留下许多著作。而何炳松的西洋通史，临死前还缺三分之一没有完稿。

　　暨南大学复员回沪后，受内战影响，侨生比例非常低。曹聚仁1949年春重回暨大教书时，他班上30多个学生，侨生仅3人。

　　1949年，暨南大学只有20余名教职员和40余名学生追随时任校长的李寿雍去台湾。

　　1949年6月，暨大被接管。7月12日，暨大教授陈炳相向军管会要求取消人类学系，理由为人类学目前所教内容“为反动课程”，学生人数极少，且“多要转系”。

　　8月2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表军教字第一号命令，将暨南大学恢复为华侨高级学府，原有文、法、商及理学院分别并入复旦及交通大学，地理学系并入南京大学（前身为中央大学），人类学系并入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暂时停办。

　　1958：复办；1978：再复办

　　在1935年那场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中，跟何炳松的“文化本位”针锋相对的，是陈序经的“全盘西化”。28年后，陈序经也来到暨南大学担任校长。

　　1958年，在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大力扶持下，暨南大学得以重建。陶铸担任了重建后的第一任校长。陶铸将暨南大学的办学方针确定为“办成尽可能符合海外侨胞的愿望与要求，具有特色的综合性华侨大学”。并进行院系调整，以“面向华南，面向东南亚，面向亚热带，面向海洋”。

　　“文革”中，这被批判为“让暨大在1958年的大跃进声中上马，暗地里却又死抱着要把暨大办成资产阶级大学的罪恶计划不放。”

　　现在是校史专家的马兴中，1961年进入暨南大学中文系。他记得那时候除了文科生，暨大的理科生也要学习中文写作。而且，学校里还开了“西方经济学”，讲起证券股票。这在当时国内大学极之罕见。

　　1963年1月，受陶铸的邀请，陈序经担任了暨南大学重建后的第二任校长。周恩来曾经说，陈序经是“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学者专家，能聘请到一级教授任教的教育家”。

　　陈序经曾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涉猎文化诸领域，率先使用了“文化学”的概念，并运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研究历史与现实问题，在1930年代提出了颇多争议的“全盘西化论”。

　　陈序经的口头禅是“我是为教授服务的”。他认为建一流大学就是要抓名教授。对所请的名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特长，陈序经不用去人事部门翻档案，就能如数家珍。

　　在校园里碰到教师，年届六旬的陈序经总要停步问候。学校专门为他配备的小车（由暨大香港校董费彝民捐赠），也往往成了他搭载教师们的巴士。

　　担任校长后，他主持制定了暨南大学“十年培养提高师资规划”，提出要在十年内把暨大办成一所规模完善、质量优良的重点大学。但一年后，陈序经被调任南开大学校长。

　　1966年，“文革”开始，暨南大学停止招生，但学校里还有1000多人。

　　1970年1月，林彪想把第一军医大学搬到广州，取代暨南大学，就口头上称国务院同意将“房子已经空起来”的暨南大学转交给军方。2月，口头通知暨南大学革委会，宣布撤销暨南大学，并在2月12日确定了搬迁计划。

　　5天后，《关于撤销暨南大学的请示报告》才被起草。到3月5日，广东省革委会才正式下发撤销暨南大学的通知。

　　这一停，又是8年。

　　1978年10月，暨南大学再度复办。在此之前的4月1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恢复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指出复办后的暨南大学“以招收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台湾籍青年学生为主，同时也要招收少部分国内的学生（以国内的归侨和侨眷的子女为主）”，还特别规定对华侨、港澳学生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

　　根据上级的决定，暨南大学停办时调到广州地区4所院校的教职员工，原则上均应调回，分配给4校的原暨大的设备、图书，归还暨大。被占的原暨大校园、校舍也一并归还。

　　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张晓辉，是1986年研究生毕业到暨大工作的。那时候，暨大的校长是梁灵光。1983年3月就任省委书记、省长的梁灵光，同年10月兼暨南大学校长，至1991年6月卸任。

　　梁灵光与暨南大学的渊源早在1930年代便已开始。暨南大学的救国会就是在校园附近的梁灵光寓所成立的。梁灵光其时在上海读中学。

　　“一二·九”运动后，19岁的梁灵光随暨大学生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火车上遇到了暨大学生朱含章。暨南大学的学生抢占了火车头，后来成为梁的夫人的朱含章也到火车头协助铲煤。

　　在张晓辉看来，梁灵光任内的8年，奠定了暨南大学这20多年来发展的基础。

　　这8年里，暨南大学采取适应海外、港澳实际的做法，扩大对外招生。从1980年开始，暨大就实行对华侨、港澳学生单独命题、提前考试和录取。1983年和1984年又先后在香港和澳门设立了考场。1985年和1986年报考暨大的境外考生超过2000人。至1988年侨属子弟已占暨大学生人数的90％，成为名符其实的华侨最高学府。

　　1988年，蒋经国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余乃述教授成为1949年后到母校暨南大学参观访问的第一位台湾暨南校友。

　　经过台湾和海外部分暨大校友的长期努力，台湾的“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决定在台湾开办一所暨南大学。经过几年的筹备，该校于1995年招生开学，定名为“暨南国际大学”。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