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

　　财政部税政司的有关官员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国家将可能提高部分奢侈品的消费税。据了解，提高部分高档奢侈品消费税率是改革意向，“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始操作”。（《第一财经日报》11月15日）今年4月我国对消费税作了一次调整。在执行了半年多的新政策之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调查结果显示，有40%以上接受调查者认为，既然对奢侈品消费征税已经开了头，还应对其他奢侈品征消费税。这些奢侈品包括贵重珠宝首饰、高消费私人俱乐部会员卡等。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尽管提高部分高档奢侈品消费税率还只是改革意向，但是已经说明再提高部分奢侈品消费税已经成为民意的要求，也符合消费税的设置目的———调节消费结构和行为。

　　当前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进入结构性改革阶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善消费税，将一些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笔者以为，再提高部分奢侈品消费税至少应该注意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缺位，二是越位。

　　如果说护肤品、啤酒等消费税应税商品，前些年还是奢侈品的话，现在已是日常用品，对其征税已体现不出消费税的开征意图，反而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这就是消费税的越位问题；开征奢侈品消费税的意图是调整产业结构和引导消费方向，也就是抑制一些国家不鼓励的消费行为，那么，仅把一些奢侈品列入征税范围而不对奢侈消费行为征税还存在缺位问题，比如没有把某些贵重珠宝首饰、高消费私人俱乐部会员卡等列入征税范围，缺乏抑制超前消费的手段等。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不管人们对奢侈品持何种态度，奢侈消费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总存在着一个适当的范围。对个人来说，过度奢侈会引起贫困；对社会来说，过度奢侈就是浪费，会造成资源枯竭。

　　奢侈品消费税不仅可以看成是对奢侈消费进行限制的社会需要，也可以看成是人们之间进行协商的交易行为。

　　以奢侈品来显示身份和获得认同，是当下奢侈品消费的主要目的。有关调查显示，55.7％的受访者认为，奢侈品代表了精致的生活品质，还有45.2％的人认为这是使用者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民意涌流下的再提高部分奢侈品消费税，在于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公平的调节作用，提高奢侈品消费税可以给公众带来心理感受上的公平。

　　现阶段，我国出现的奢侈性消费还带有一种自我炫耀的成分。任其成为社会风气的话，对社会来讲，不见得是好事。那么，现在在民意涌流下的再提高部分奢侈品消费税就更值得期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