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情况非常艰难，你要是不能理解，我们就分手！”已经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多，王涛(化名)放下电话，又一次有了内外交困的感觉——这种感觉，他在7年前刚到美国时有过，那一年，他和一同从北京来纽约的妻子离了婚。

　　现在，王涛和身在上海的女朋友又到了濒临分手的边缘，而起源正是今年7月开始的公司全球裁员计划。现在，他仍在美国硅谷Intel总部工作，但职业生涯的压力，第一次如此真实的出现。

　　这同样是Intel的压力——上一次大规模裁员，已是十年前的事情。3个月前，Intel发布了有史以来“最令人失望”的一份财报——2006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了38%，今年以来的股价下跌了22%。今年7月，公司首席执行官欧德宁表示，必须削减掉冗员，为公司节减开支。随后9月5日，Intel宣布裁撤大约15000名雇员。

　　这是与公司规模相符的裁员链条——先是全球裁掉1000名经理，之后Intel印度裁掉1000人，紧接着9月初，Intel马来西亚也开始第二次雇员自愿解职(VSS)计划，最终可能裁员1000-2000人；而以色列、新加坡等也都进入了裁员范围。

　　Intel中国还在惶惶等待具体裁员方案，总裁杨旭说，“中国将不是重灾区”。但在硅谷早上7：00，王涛刚踏进办公室准备新一天工作时，大洋彼岸的那一端，北京时间晚上11：00，中国深圳，晓林(化名)正在写博克，而标题就是——我被裁了！

　　硅谷：王涛的压力

　　2004年7月，王涛进入Intel做芯片研发。他喜欢以工程师文化为主导的企业文化——只要做好自己手头的技术活，其它轻松而简单。他的经理Brown每天早上11：00到办公室，对下属非常宽容。周末是固定的休息时间，王涛和朋友相约去打篮球，跑步，去郊外爬山，这样的生活，稳定而惬意。

　　但这样的轻松王涛享用了不到两年。今年6月，事情开始发生变化。一些陌生人出现在公司——他们开始在公司各部门进行考察和调研，并和员工进行询问和访谈，分析部门的业务和开发情况。“这是专门请的一个咨询公司”，王涛说，公司内部隐约开始感觉到裁员的气息，“但那时候更多讲的是重组，把一些不赚钱的部门和业务卖掉”。

　　7月13日的早上，气息变成了实在的信号。王涛和其他员工一样，收到了一封名为“一个重要且艰难的决定：经理裁员”的邮件。而邮件的内容让他有些恐慌——“在公司全球范围内裁减1000个经理职位，这个决定影响到从公司高管到一线经理的各个层面”。

　　“第一个会是谁？”整整一天，办公室气氛凝重。晚上，王涛第一次在电话里和女朋友发了脾气，虽然知道女朋友什么错也没有，但王涛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焦躁和不耐烦，同样是第一次不超过15分钟，王涛就匆匆挂断了电话。“裁员只是经理层面，也许和我们普通员工没什么关系。”王涛这样安慰自己。

　　变化异常迅速。第二天一早，王涛走进办公室，Brown已经在座位上了，而那是早上7:30。突然之间大家达成了共识，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更长了——以往6:30下班的时间自然被延续到了9点以后，而王涛所属项目成员，也被Brown召集搬到了一个房间集中进行开发，“大家集中在一起便于讨论和沟通，有利于增加效率”，Brown的解释让大家明白，今后要更加努力才会保住这份不错的工作。

　　至于以前被天经地义认为是休息的周末，也成了加班时间。女朋友在MSN上一个又一个的留言还有一封又一封的邮件，王涛都挤不出时间去细细回复。

　　8月5日，王涛所在部门宣布，在新的一批裁员名单中，在Intel长期实行“twoboss”的管理制度(即一个部门有两个老板主管，或者两个部门并行，但同时两个老板主管)被暂停了，而被裁掉的就是不直接主管王涛的另一个经理。

　　“其实公司因为经理扩张太快，造成每个决定同期论证和达成共识的周期很长，所以每一项决定的效率很慢，这也是从经理开始入手裁员的原因。”

　　王涛说，这次所有裁员的部门和人员，都由咨询公司经过调查分析，按照严格的内部评估确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裁员的部门还涉及一些赚钱的部门的原因。“通常一个经理带9-10个人才能形成一个部门，如果人数不够就合并，然后多余的就裁掉。”

　　王涛开始担忧，更意识到保住现在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他给自己算了一笔帐——在Intel薪水每个月不到6000美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每个月各交100多美金，还要缴40%的税，另外还要供车，每个月600美金的房租，还有一部分要寄给国内的父母，当然还要为女朋友来美国读书存钱。

　　而压力仍在持续袭来。王涛第一次给女朋友的邮件里写到——“如此多的同事离开了公司，恶劣的工作环境让我无法平静，我感到巨大的压力。”那一天是8月19日，一个星期后，另一个项目组又被裁掉了。

　　深圳：晓林的打击

　　“允许我在这里吐一下口水先，因为我实在是太悲痛了。”只有在博客的天地里，大洋彼岸的晓林(化名)才能放肆她的情绪，因为她清楚知道，自己被裁掉，“并不是个人原因，纯粹是因为公司战略调整，我基本上是无能为力，只能听从安排。”

　　4年前，刚硕士毕业的晓林进入Intel中国通信芯片业务部门——这是一份被同学们羡慕的工作。作为工科女生，晓林迅速成长为能解决大部分技术问题的高手。“那时候总觉得很忙，每接到一个大客户的单子，就有数不清的文档要看”，晓林说，那时候公司拓展了很多新的业务和部门，自己就属于新拓展的通信芯片业务部门。

　　进入Intel两年后，晓林和同样是学计算机专业的男朋友结了婚。去年，晓林被提升为经理，事业蒸蒸日上。“终于觉得自己开始被公司重用了，那种感觉挺充实的。”

　　现在，晓林刚过哺乳期，但因为刚提升经理，产品和部门员工人数发展都不快，在今年裁员未能幸免。不过，晓林说，“我从毕业到结婚，到生孩子都在Intel度过的，现在被裁掉了，虽然感情上有些不能接受，但还是理解公司的做法”。

　　但没有人预料到如此大规模的裁员。“之前看新闻，今天这个公司卖了一个部门，明天那个公司解散了一个部门，觉得好遥远。最近新闻总说，我们公司要裁员多少，卖什么部门，特别还包括了我们部门，我还一直和客户解释我们部门是赚钱盈利的，不会被卖掉，而且中国的业绩很好，即使部门卖了，也影响不了中国区域，但谁知道7月我们部门就宣布被卖了。”晓林的理解里，这并不是寻常的事情。

　　这是全球统一的裁员，信号的发出同样是在7月。晓林记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五——每周和老板聊天的时间，“当我们走进会议室的时候，发现美国大老板和人力资源部门的人都在，就知道裁员是事实了”。

　　“其实我对Intel挺有感情的，归属感挺强的，虽然没想过在这里终老，但应该希望服务的时间更长一些吧”，晓林笑着说，自己还有几个月就工作满5年了，而工作超过5年的员工裁掉的时候，还可以获得一块公司的手表做纪念，“我刚好没有那个运气”。

　　但现实是，多年稳定的生活毕竟被打破了——“我接下来干什么呢？马上找工作？还是休息一个月再说？”晓林呆在家里，有些茫然。

　　这些天，她只记得，自己还在为前几天买的裙子太贵后悔。“得知裁员，我的第一反应居然就是今年的奢侈败家行为到此结束，以后要省着点花钱了。”晓林没有想到，自己“失业的第一感竟然是和钱联系在一起，还是不如想像的超脱”。

　　不一样的补偿

　　“我们的补偿是(N＋3)X(即工作年限加三之和，乘以平均月工资)，我还是很满意的”，晓林透露，自己获得的补偿超过了5位数。

　　这还不是全部——在Intel中国，“大家另外还可以申请转到Intel其它在招人的部门，当然你可以去其它部门，也可以去新公司，而且公司为裁员员工专门请了一个专业服务公司，为我们写简历，帮助我们寻找猎头公司和新的工作机会，以及帮我们掌握寻找新工作需要的一些新的技能等，“总之帮助我们渡过这段离职的失业期，这方面说公司还是很人性的”。

　　事实上，Intel此次15000人规模的全球裁员计划，多以IT、市场、销售和HR部门为多，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大。晓林说，Intel中国具体的裁员计划还没出来，要裁多少人都还没确定——但来自Intel内部的消息说，估计裁员人数在10%左右。而Intel之前卖掉的业务部门减少的约2000雇员都包含在全球15000人之内。

　　而据了解，补偿方案因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法保护规定不同也各有差异——马来西亚的补偿是N×1.5＋3X，而新加坡地区则是N×2＋3X，由此，一些处于相同部门但不同地区的被裁掉员工获得的赔偿金额数目不等。

　　晓林觉得有一些小小的不平，“一个部门做差不多事情的员工，在其它地区，算下来后可能比我们获得的补偿多好几倍”，晓林笑着表示，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而对王涛来说，“最差的结果是被裁掉，那我就重新去找工作，或者回国”，他很平静，“虽然比不上其它一些地区的补偿，毕竟总部这边还是给了(N＋3)X的补偿”，王涛讪讪的说，“不过，我知道中国区被裁撤的员工还可以申请转到Intel其它的部门，总部这边不行，被裁掉就一次性走人了”。

　　对被裁员工去竞争对手AMD的传言，王涛表示自己对AMD兴趣不大。“Intel很多部门的业务现在AMD还没有做呢。”

　　“Intel给我影响很大，给我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平台”，晓林现在考虑的，“是应重新找一份工作，还是回去养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