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统筹：新快报记者 张英姿 采写：新快报记者 尹来 徐静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师生们就像冲锋前上了刺刀的士兵，“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碾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啜泣着。———摘自郑振铎《最后一课》
人们都知道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暨南大学，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也曾上过“最后一课”。那是暨南大学早期风雨历程的一个缩影，这节课后，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关闭，迁往福建建阳。
1941年12月8日，日本在偷袭珍珠港的早上，占领了上海的租界。被迫迁入“孤岛”之地的暨南大学从此沦陷敌手，最终内迁福建建阳。“在暨大的历史上，那是一段非常艰难困苦的日子。”暨大校史专家马兴中回忆说，可经历过的校友们无不深深怀念那段日子，更是永远难忘郑先生的“最后一课”。
迁入租界暨大成“孤岛”
“郑振铎先生说过，12月8日是块试金石。”马兴中老人告诉记者。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攻占上海。大炮狂轰，飞机滥炸，顷刻间把宁静秀丽的校园夷为废墟。为了坚持办学，学校被迫迁入租界，这段时期也被称为暨大的“孤岛”时期。
当时，中国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郑振铎先生是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学史教授。同时他又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他一面从事教学工作，一面冒着被敌人绑架、暗杀的危险，开展着救亡活动。
硝烟中讲完“最后一课”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也沦为日寇占领地，最后一片“孤岛”也难保平安。就在这一天，暨大师生们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是屈从敌伪继续办学，还是挺直脊梁关闭学校？
“那天一大早，校长等办学人员都赶到学校。经过简短而悲壮的会议，作出决定：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口，立即停课，关闭学校。”会后，全校依旧摇铃上课。郑先生走进教室向同学们宣布了学校的决定，然后照常讲课。
上午10时30分，几辆日本军用车出现在校门口。郑振铎立刻合上书本，宣布“下课”！同学们一齐起立，默不作声。就这样，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它的生命，随后迁往福建建阳。“那段日子里，学校条件十分简陋。住茅草房、点桐油灯、吃糙米……可日子越苦学生们反而越积极。因为大家都知道，国家危亡，自己更应该努力救国家救民族。”马兴中老人说，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暨大学子，能更深刻体会到，没有国家一切都完了，只考虑个人利益是没有用的。上图：福建建阳时期校门（资料图片）
| |
|
精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