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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新快报记者 张英姿 采写：新快报记者 陈晶晶 尹来 实习生 李辉 摄影：新快报记者 夏世焱
一所大学能否办好，师资力量就是决定性因素。历史上暨南大学的教师队伍中曾有过马寅初、郑振铎、梁实秋、王亚南、周谷城、钱钟书、周建人、夏衍、许德珩、胡愈之、严济慈、楚图南、黄宾虹、潘天寿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几经风雨，如今活跃在暨南园的，又是新一批的中坚力量。目前暨南大学有专职教师1576人，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钱逸泰、陈星旦，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姚新生、陈火旺、钱清泉、蔡道基，以及博士生导师163人，教授324人，副教授551人。
饶芃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在暨大，很多人认识饶芃子，从学校领导层，到院系的教师，再到文学院每届毕业的学生，都有饶芃子的“徒子徒孙”。从1958年暨大在广州重建开始，饶芃子一直和暨大一起成长。
刚到暨大的时候，饶芃子教的是文学理论课，中文系、新闻系和外语系的课都要“一脚踢”，给外语系上课时，外语系的一些老师还搬着办公室的凳子来听她讲课。暨大是侨校，要学生接受马列文论是比较困难的事情，这个难干的烫手芋头，教研室主任饶芃子接了过来。
“我在课堂上得到无限的快乐，我的学生敢于质疑我，我也回驳他们，在这么一来一去中最后达到一种共识。”饶芃子说，对侨生讲马列文论是比较困难的，不是他们不喜欢，而是他们原先的知识背景和我们不一样。有一个59届的学生，开始对马列文论的课并不接受，在堂上不断地给她提问题，饶芃子就不断地回答他，还鼓励他说：“只要你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自成一说，我会照样给你高分。”所以课堂气氛非常热烈。
暨大面向海内外，饶芃子说，既有机遇也有困难，机遇就在于，学校的海外影响能够更快地建立；而困难就是，四面八方不同背景、不同层次的学生，在国内办学机制下一起学习，难度很大。“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个人的做法就是，针对他们欠缺的地方，给予点拨、补充。”饶芃子表示，不同课程她都要研究学习的对象，找到切入点，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一本通书读到老是不行的”。
饶芃子说，自己的发展是跟暨大这个开放型的华侨大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做校长期间如此，个人的学术领域的拓展也是如此。她个人的学术研究，从前期的文艺学，到比较文艺学，到现在的海外华文文学，都与学校办学开放性的特点息息相关。
教学管理方面，饶芃子任中文系系主任时，就提出“差异化”发展的思路。当时中大中文系古典文学、古文字学有优势，暨大就着重发展现代汉语、方言学和文艺学。任副校长期间，饶芃子提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倡导开展对华侨华人、海外华文文学和港澳研究，还有珠海与澳门、香港与深圳比较经济研究等，并在学校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所。
饶芃子教授到明年就从教50周年了。据我们所知，1958年暨南大学重建时，第一批从中山大学调来暨大工作的老师中，现在还在教学岗位带博士生的，就只有饶芃子教授。人物档案
饶芃子，女，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暨南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中国语文学会副会长等，已出版《中西戏剧比较教程》、《中西比较文艺学》和《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等12部著作（含合著）。
王声湧：上讲台就像演员在表演
王声湧是暨大出名的“严师”。他十分注重培养学生良好学风。他说：“我上课的‘毛病’比较多，例如学生不准迟到也不能说话。学生上课聊天，第一次我给警告，第二次就请他出去。”王声湧说，这是“过时”的经典教风，学生可能不很习惯了。“学生困了可以睡觉，累了可以出去休息。学生在课堂上睡着了，那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课讲好”。
然而，学生们很快就会被王声湧精彩的演讲技术和内容所折服。“学生来上课就是想学到东西，有所启发。只要你能够把课讲好讲活了，学生就喜欢你。”王声湧说，所以学生给他的评价最低的一次是88分。
20世纪80年代暨大的医学生90％都是境外生，为了适应港澳学生的需求，作为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他特地开设了“社会医学与社会实践课”，安排连续两周的时间（3学分），学生分头深入到社区人群中，对居民的某一个卫生问题进行调查分析，如艾滋病、同性恋、不良的生活方式、亚健康、吸烟、校园暴力和对自杀行为的认识等等，调查范围包括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他们要到哪里去调查都行，自己去联系，我们只管开介绍信，其他的环节全由学生独立解决。”王声湧说。
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他对自己的教学质量和课堂表现也是有着近乎完美的要求。“我上课不坐不休息不喝水，三节课连起来一起上。”王声湧说，上讲台就像演员在表演，哪有演员坐着演戏的？既然是表演，就得绘声绘色，全神投入。
“暨大复办时调入的是全国各地精英，对长期工作在农村基层的我，有同事半开玩笑地说“你能讲课吗！”“这些话对我是刺激，也是动力。要让别人承认我，自己就得努力，就得有真本事，有真才实学。”于是，每个周日下午，王声湧都带上一个闹钟，在实验室里自己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掐着时间讲课和演习板书。上两个小时的课，他就预演两个小时。在刚到暨大的两个年头，王声湧一直坚持在上新课之前，都要在实验室里演练一遍。他说“只有在教学第一线摸爬滚打刻苦操练，才能练就一身硬本领”。“现在不论做什么讲座，已经讲过七八次的内容，每次我都要重新认真备课。”王声湧说。
年近古稀的王声湧去年从教学第一线退下来，但他仍活跃于在全国各地培养人才，创建安全社区，推进我国伤害控制工作，去年当选为中华伤害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声湧说，今天的成就，得益于暨大给了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学科发展的平台，只有在暨南大学这样开放型的侨校，才会支持他“异想天开”地倡导在我国开展伤害的研究、预防与控制。“暨南人来自四面八方，学校的包容性好，能够接受新事物，支持教师个性的发展。”王声湧说。人物档案
王声湧教授，1982年奉调到暨南大学执教，先后任暨大医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暨南大学医学院伤害预防控制中心主任。2003年获第一届国家教学名师奖，广东省教学名师、南粤优秀教师等称号。在暨南大学百年大庆到来时又荣膺“终身贡献奖”。
刘人怀：从来不缺追求真理的勇气
很难想象，而今是院士的刘人怀小学竟然读了8年，他的一年级和二年级都读了两次。“不是不会读，一是家里穷，二是体质弱。”刘人怀笑着说。
刘人怀1940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新繁县，1958年考入兰州大学数学系。同年，他作为一名学生以各方面过硬的条件，被选拔参加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试制工作，从而向科学旅途迈出重要的一步。“大学四年级，老师带我做‘薄球壳体非线性稳定’研究，我一步就走近了这个世界科技领域的前沿。后来，钱学森在北京大学创办了力学专业，我便与这一专业接上了轨”。
刘人怀说，从这个时候开始，科研的精神就融入了他的骨髓当中。“就连平时生活当中，后来当校长、做管理，我都喜欢想，喜欢研究，想到了什么点子我就一定要做出来！”
大学毕业时，刘人怀本来可以留校任教，“我当时觉得，研究应该要跟实践结合起来，所以，我最终去了兰州的一个军工厂。”刘人怀说，工厂主要生产国防尖端产品，其中的遥感器生产要运用仪表理论，与他的研究相关，于是，他主动要求承担了其技术攻关任务。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刘人怀成为我国第一个研究波纹圆板的学者。
然而，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刘人怀的研究只能变成了“地下工作”。“那个时候，我只能在家里，利用最简陋的条件继续我的研究。”煤油灯、铅笔、小纸条……他甚至用算盘挑战世界难题，一做就是一通宵。“我记得那个时候草稿都用了麻布袋来装。”1968年，他终于完成了这一项目的理论研究，其论文《波纹圆板的特征关系式》提出了比国外精确度更高的理论公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978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仪表界第一次年会，他关于精密仪表弹性元件研究成果再度引起了轰动。他付出了整整14年的努力，他的板壳理论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如实评价。“在科研的路上，我走得很苦，可我从来都不缺乏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心”。人物档案
刘人怀：1999年11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2000年9月，再次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首批院士。1991年11月起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95年12月至2006年1月任校长，并兼任应用力学研究所所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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