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真是挺让人闹心的，最近关于“医闹”的话题越来越多。卫生部对“医闹”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坚决打击这种违法的行为”。但是堵不如疏，光靠打击显然还不够。《人民日报》近日一则关于医患关系的消息引人注目：

　　近日，我国首家省级医疗纠纷调解专业机构——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太原成立。自成立以来，该机构每天都能接到10多名患者的咨询电话，目前共调解医疗纠纷8起，其中1起已调解完毕。山西省司法厅巡视员梁淑云说，调解委员会将“人民调解”引入医疗纠纷解决中，为双方提供了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为医疗纠纷的解决建立了“绿色通道”。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医疗纠纷，让人赞赏。互相体恤比鱼死网破更为重要，寻求调解比大动干戈更能解决问题。选择法律而不是选择暴力，选择调解而不是选择对抗，“人民调解”的方式的确值得期待。在对“人民调解”表示敬意的同时，先说说日前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

　　我的安徽老乡在南京做农民工，日前小两口到镇卫生院给婴孩打防疫针。不巧正赶上该疫苗已经用完了。于是，医生推荐另一种疫苗（需要交待一句，该疫苗收了100多块钱），但是孩子恰恰并不属于该疫苗的适龄人群。结果可想而知，孩子差点命丧黄泉，被紧急送到医院急救后方脱险。令人意外的是，面对这种结果，该医院推卸责任，矢口否认自己的过错，不肯承担医疗费。即便南京著名新闻栏目“南京零距离”介入，也无济于事。老乡愤愤不平，也哭了也闹了，但是连该医院院长的影子都没看到，更别说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由此我想，如果江苏也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类似的无奈遭遇说不定就能得以化解。但不容回避的是，如果没有误种疫苗在先，也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医疗纠纷了。

　　山西省成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有三大亮点：调解员从普通市民中挑选；中立立场更显公正权威；双方一旦达成协议，就具有合同效力。应该说这样的制度设计确实颇具合理性。问题是，对于那些是非曲直很明确的医疗事件，就如上文提到的老乡遭遇，谁对谁错，一目了然，但当事的医生就是不肯自咎，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此时，即便“人民调解”介入，受伤最大的依然是患者，即便该医生因而受罚了，也是咎由自取，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埋单。

　　一言以蔽之，调解是有必要的，对于责任不明确的医疗纠纷，确实需要有良知的、有专业知识的调解员介入，同时要尽可能地保持中立立场。但是，对于一些惟利是图的、良知几乎泯灭了的医生，与其事后调解，不如事前防范；即便只能事后调解，也应对这样的医生予以必要的惩戒，以儆效尤。

　　其实，透视医患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这与当前我们的许多医院背离公益性质有关。医疗卫生是政府提供给公众的公共产品，如果医疗机构利欲熏心，医患矛盾自然不会绝迹。因此，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面世，的确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应该被广泛推广，但它不能只是被动应变下的权益之计，不能只扬汤止沸而不釜底抽薪。从医疗体制深化改革入手，真正还原医疗卫生的公共产品本性，也许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医患矛盾。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