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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近影
老邓多次对日本作家说，我是他的朋友，但我从未承认过，而且今后也不想承认。不是我不识抬举，而是不敢僭越。
老邓是老革命，在我还没来到人世前，人家就参加了新四军，出生入死，抗日救国。他当过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名誉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头上有耀眼的“顶戴花翎”。说起文学成就，更没得说，不管谁讲新时期的京味小说，都绕不过他。
邓友梅原是大老爷们
算起来，我与邓先生已经相识26年，曾经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如今又是邻居。
我第一次有幸瞻仰老邓的尊容，是1980年春天。当时中国作协组团到日本访问，我是随行翻译，老邓是团员兼秘书。那时我刚到作协工作不久，对作家不熟悉，不知邓氏是哪路神仙。听说是《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的作者，我心想，写女兵、写军长，名字又花花草草的，八成是个叱咤风云的女八路吧？一天中午，我正在作协原址沙滩的地震棚子里填写办理出国手续的表格，有人来找我。他上身穿黑呢子中山装，脚下是圆口布鞋，寸头，手里拎个三轮工人常用的黑色人造革鱼鳞包。我与他握手，发觉他的手极糙，像锉，看样子干过重体力活。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是邓友梅，来交文学小传。我一愣：眼前这个黑不溜秋的大老爷们，怎么会是邓友梅呢？与我的想象差十万八千里。我脸上的惊疑，他大概已经猜到了八九分，但他没说什么，含蓄地笑了笑，转身走了。
出国那天，邓友梅西装革履，棕色风衣，寸头墨镜，整个儿是日本电影《追捕》里杜丘的造型，洋得一塌糊涂。在日本访问时，我发现他会讲日语，虽然发音差点，但眼巴前的话都能对付。尤其是三杯清酒下肚，日本话咕嘟咕嘟往外冒，再加一点辅助性的肢体语言，那场面，热闹极了。我问他啥时候学的洋话，他说是1945年，他才13岁，在日本当童工，不讲日本话要挨打，是逼出来的。从那以后，我犯懒时，就投机取巧，劝他多喝酒。酒精在他肚子里碰到日本话，立马发生化学反应，燃烧起来，用不着我来回传话了。这个招儿，现在还有效。
回国后，他连续发表了十几篇纪行文章，篇篇情真意切，有滋有味。在日本访问十几天，他居然写了七八万字，平均下来，每天写四五千字。速度之快，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冠全团之首。
水上勉先生率领黑井千次、中野孝次、宫本辉等日本著名作家来访时，我和老邓全程陪同。当时他已名噪京华，蜚声海外，如日中天。按照一般规律，正是一“阔”脸就变的时候，但他没变，还是老样子，平平和和。但也不是一点没变，比如，吸鼻烟就是新添的嗜好。
身体力行吸鼻烟
邓氏中篇小说《烟壶》发表以后，又拍电影又得奖，兴起了不大不小的烟壶热。人以文传，老邓也因此而跻身专家学者之列。烟壶协会拉他去当理事，国际烟壶学会请他写论文讲学，忙得他脚丫子朝天，后来发展到凡是带“壶”字的“会道门”，都想拉他去捧场、壮威、装门面。
老邓也确实苦心研究过鼻烟壶，不信你读读《烟壶》的前两节，那学问大了去了。老邓为研究鼻烟壶，身体力行，吸起了鼻烟（幸亏不是鸦片、海洛因，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收集了大批古今中外能工巧匠精制的鼻烟壶，据说有的价值连城，有的精美绝伦，但秘不示人，我也没见过，不知虚实。
陪日本作家游漓江时，他手里捏着一个白地蓝花的瓷烟壶，不时倒出一点往鼻子里捅，打两个喷嚏，舒服得涕泪横流。那天骄阳似火，闷热异常，不知是舒服大发了忘乎所以，还是汗多手滑，只听“叭”的一声，烟壶掉在甲板上摔得粉碎。老邓顿时傻了，好半天才缓过气来。他顾不得形象威仪，弯腰曲背，捡拾碎片，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流。看他“痛不欲生”，我以为那鼻烟壶是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从外洋带来送给中国王公大臣的，如果把碎片粘起来，也是件文物。于是我怀着抢救文物的庄严、神圣和急迫，屁股朝天帮他捡。好不容易把细小如沙的碎片都捡拾干净，虽然汗流浃背，却有一种成就感。我问老邓，这壶值多少钱？4块5。什么？老邓又说，4块5，在北京买的。气得我直想跳江，但最终没跳。我若真跳，老邓肯定奋不顾身救我，因为我手里还攥着烟壶的残渣。
老邓好奇，每到一个地方，总喜欢到处闲逛。他从来不在宾馆用早餐，早早起来，走街串巷，看风景，打野食。回来就告诉我，哪哪哪儿，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弄得我垂涎三尺。在西安时，他说“我请你吃好东西”。我以为可以大快朵颐，屁颠屁颠跟在后面。先是进了家泡馍馆，桌子上杯盘狼藉，脚下如胶似漆，那个脏，简直没法说。可他坐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还大讲泡馍史，好像这玩艺儿是他发明的。接着进了饺子馆、馄饨铺，吃了三样东西，两人共花两块八毛九分钱。他意犹未尽，说明天请我吃葫芦头，那可是西安的一大特色，人间至味。我说你拉倒吧，我可不想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从此以后，凡老邓请客，毫不犹豫，一概拒绝。
机敏智慧的“文学外交”
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上，老邓当选为书记处书记，入主外联部，成为我的顶头上司。走马上任那天，他发表施政演说，一是鼓励大家学习外语，决定每天上班拿出一个小时给大家练外语；二是号召大家努力工作，团结互助，分工协作；三是工作之余多读书，能写的写，能译的译，多出成果。他说他不主张没事在办公室里傻坐着，哪怕钓鱼呢，你能钓出花来，也是本事（后来老邓果真钓出花来了，当了名人钓鱼协会副会长。他技艺超群，有一回一杆竟钓上两条大鲤鱼，每条三四斤重。这是后话）。
他没搞过外交，但聪明过人，很快进入角色，以作家的机敏智慧，幽默风趣，广交朋友，打开了新局面。他有本事把沉重的话题，变得轻松愉快，把误解和偏见，消融在坦诚之中。那年去老挝访问，在万象机场贵宾室，有中国作家代表团等两国五方偶然凑在一起，互不相识，无话可说，死气沉沉。老邓打破僵局，即席讲了几句话，方方面面都讲到了，皆大欢喜，贵宾室马上活跃起来。我驻老挝使馆的官员对我说：邓先生真会讲话，幽默、严谨又文学化，到底是作家，不同凡响……
行政工作和写小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旦陷入行政工作，忙里偷闲，写写散文、评论还凑合，想静下心来写小说，不是不可能，但很难。有一次他跟我说，还有几个类似《那五》的题材，已经构思得差不多了，但就是没有整块时间，干着急。每天开完会回家，就像卸下了戏装，摘下了面具，混身像散了架，意识到自己老了，精力不济了，但又搅和在没完没了的事务之中，身不由己，可事情又总得有人干，真烦……
在我看来，老邓大可不必到作协来当这个费力不讨好的书记。他的《追赶队伍的女兵》、《那五》、《烟壶》，连续获得第一、二、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的《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连续获得第一、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5篇作品连续获奖，全国能有几人？他为人平和，人缘好，在第四次作代会上，选票之高，名列前茅。再者，他正处于创作的喷发期，出手快，质量高。中篇《烟壶》，不到两天时间，初稿就出来了。当个专业作家，继续写他的小说，说不定还能闹出点动静，拿几个大奖。
老邓虽然喜欢标新立异，不时玩点什么戒指、手杖、咖啡、墨镜、唐装、电脑啥的，但骨子里还是老革命，老传统。他为人为文的最低底线是有益于世道人心。他从小受组织教育，养成了服从分配的习惯，再加性格懦弱，虽然也有牢骚、苦恼、烦躁，但碍于面子，终究干不出拍案而起、拂袖而去的事。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讲究排场奢华之风日盛，对出访国家的接待条件，要求也越来越高。但老邓没有这些考虑，只要工作需要，从来不讲条件，欣然率团前往。记得在老挝南部巴色访问时，天气极热，大概有40摄氏度，全团挤在一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里，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跑了十几个小时，五脏六腑都颠得错了位，浑身上下全是尘土，只有牙和眼睛依稀可辨。偏偏那天项目多，跑了一处又一处。我看大家的疲劳已到极限，再挺下去怕出事，就对老邓说，实在不行就少跑几个地方吧。老邓已经“气息奄奄”，却说：盛情难却，人家已经安排了，还是坚持看完吧。那情景极“悲壮”。
创作上超越自我
我请他为我的散文集《关东杂煮》写序，他写了《好味道的“杂煮”》，不仅讲了文章的长短得失，还为我正了名，说我的“写作是对本职工作的补充，可视作他本职工作的一部分”，摘掉了我头上已戴多年的“不务正业”的帽子。我请他为我出的书写序，请他看稿子，出主意，提意见。他很忙，有还不完的文债，开不完的会，但每次找他，从不推辞敷衍。
老邓文字上有真功夫，很少用成语、形容词，多以鲜活的生活语言入文，连一些枯燥的应景文章，他也能写得不落俗套。我问他，你这本事是怎样修炼的？他说：“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老舍先生领导下工作。有一天我问他，您写的文章怎么看怎么顺，我写的文章怎么总有疙瘩？我应该怎样改进呢？老舍先生说，一、少用形容词，多写形象；二、文章写好后，关上门自己先大声念两遍。你念着顺口，别人读就顺溜；自己念着都结巴，人家读起来也咬嘴。另外，我曾与汪曾祺一起工作过，他对我影响很大。他的文章很讲究，在文字上很下功夫，但又看不出痕迹，给人轻松随意的感觉。他说文章要干净利索，一个句子，一个词，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都不可多用。我写小说时，写完后，一句一句琢磨，花很大精力，很长时间，一个字能说清楚的，绝对不用两个字。时间长了，养成了习惯，下笔时，自然就干净了。但文章只是简洁干净还不行，还得艺术生动。比如热情，你不用这两个字，写出来叫人感觉到确实是热情，这才叫真本事。我年轻时背过《楚辞》，背过《聊斋》、《红楼梦》，目的是学习语言……”
老邓的作品，大部分我都看过，而且很喜欢。他有自己独特的叙述风格、语言特征，不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他的文章。无论小说散文，文字都嘎巴溜丢脆，自成一家。老邓极聪明，而且清醒，自己心里有数，对吹捧和咒骂都有相当的免疫力。倘若当年他满足于《我们的军长》、《追赶队伍的女兵》的成功，原地踏步，不往前走写出京味小说系列，邓友梅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珍贵。这一步很难，有人想走没走，有人走了但没成功，有人可能连想都没想过，但他走了，而且获得了成功。
他说：“我读书时，以己之短比人之长，知道了自己的先天不足，避免走弯路。写作时，以己之长补人之短，专找自己顺手别人不太掌握的路子写。虽然这朵花远没有人家的好看、味香，可也算独特品种。虽然不出色，却也不与人重复，这样在百花坛中才有存在的价值。”
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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