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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飞老人彭飞老人在家中给孩子们上课。 10月29日，一耽学堂向“文昌祠义塾”授匾，众人在涿州学宫留影。彭飞老人（左）和一耽学堂创始人逄飞（右）。
本报记者 刘丽普 文/图
核心提示
近年来，“读经热”、“国学热”、“现代私塾”等字眼不断地跃入国人的视线。对此现象，或赞誉、或质疑、或贬斥的声音也不时地敲击着我们的耳膜。今天，我们将目光对准我省涿州市文昌祠社区里的一所“义塾”，这是北京著名的一耽学堂在全国的首个“连锁义塾”。10月29日，这里刚刚举办了仪式，“文昌祠义塾”被正式命名，退休干部彭飞任塾师。
事实上，在此之前，彭飞老人已经带着孩子们走过了5年多的风风雨雨。这5年中，每个周六的傍晚(暑假时是每天傍晚)，文昌祠社区里都会传出孩子们朗朗的读经声。以后，还会这样继续下去。所不同的，只是这里被冠以了“连锁义塾”的称谓。
义塾，可以简单地说是“免费的学塾”。它与各地不断出现的“现代私塾”有着怎样的差别？“连锁义塾”又与“国学热”有着怎样的关联？日前，记者走进了涿州“文昌祠义塾”，走进了北京一耽学堂在全国的首个“连锁义塾”。
社区里持续了5年的读书声
11月的傍晚，天很快就黑下来了。
11月11日，星期六，晚7时。
涿州市文昌祠社区一座普通的单元楼里，68岁的彭飞老人特意换上了一件蓝色的中式上衣，一边看电视，一边将海报牌、凳子等物搬到不大的客厅里。
再过半个小时，就是彭飞老人带领孩子们学习《论语》的时间了。那个小海报牌就是“黑板”，凳子是为前来读书的孩子和家长准备的。别看面积只有10平方米多一点的客厅，家具占去了不小的空间后，还能坐下十五六个孩子和部分家长。
很快，10岁女孩郑文洲推门进来了，乐呵呵地一句“彭爷爷好”之后，坐下来说《论语》书找不见了，拿了个笔记本来上课了。小女孩告诉记者，她家就住在文昌祠小区，不用家长送，自己跑过来的。“学过的内容还不能完全背下来，但每个周六的这个时间我就很自然地来了。”用郑文洲的话说就是“习惯了”，毕竟跟着彭爷爷读书已经3年多了。
随后，涿州物资局宿舍的王雅文小朋友带着邻居小姑娘窦梦寒来了。窦梦寒第一次来，“试着听听，再决定以后是不是来这里读书。”
9岁的小男孩李岩来了，4岁的杨帆在妈妈的带领下来了，跟着彭爷爷读经5年多的黄珊也来了，她现在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是所有在这里读书的孩子中最大的……每一位来到这里的孩子，都不用敲门，轻轻一推就进来，他们很清楚彭爷爷家的门只是虚掩着，随时可以推门进来。
7时30分，到了13名孩子和两位家长，其中范振华女士是带着女儿和侄子两个孩子来的。
彭飞老人戴上老花镜，透过镜片扫了一圈，“小刚还没来呢，不等了，准时上课！”他坐在客厅一角的凳子上，孩子们或坐在沙发上、或坐在凳子上围了一圈。
按照惯例，开课前先检查孩子们上周学习的内容。上周六学的是《论语》颜渊篇樊迟问“仁”、“知”一节，几个举手的孩子都顺利地背下来了，还能较准确地回答彭飞老人提出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讲述的是什么意思(提拔正直的人，并把他们的位置放在邪恶的人上面，就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起来———记者注)。
记者感觉到，孩子们上课的氛围相对轻松，没有了坐在学校教室里听课的那份紧张和压抑感。
当天要学习的内容是《论语》“子路问政”和“仲弓问政”。彭飞老人先带孩子们读一遍后，孩子们轮流领读。然后，他逐字逐句地讲解每句话表达的意思，并向孩子们讲解了为何孔子向不同的弟子询问同样的问题，回答却不同。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孩子们的读经声一次次穿透这间位于一楼的房间，回荡在小区的夜空中。
5年多来，彭飞老人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多少次给孩子们上课了，也记不清有多少个孩子来过他的家。不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每周六(暑假是每天)傍晚7时30分到8时30分的一个小时时间，都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孩子们的，“只要有一个孩子来，课程就会准时进行。”
不同的是，从10月29日起，彭飞老人与孩子们的这种“教学组合”被赋予了“文昌祠义塾”的名称，成为北京一耽学堂在全国范围内的首个“连锁义塾”。
时下，“文昌祠义塾”匾牌还躺在彭飞老人家的房间里，还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挂起来。在老人看来，不仅是匾牌本身的“厚重”，它还承载了更多的东西，应该找个合适的地方挂起来。
课上完了。临走时，窦梦寒小姑娘对记者说，下周六她会准时来。
一位退休老人的追寻
彭飞，1938年生人，现年68岁，历任涿州市气象局局长、组织部副部长、政协常委等职，1998年退休在家。“工作了几十年后，越发地感觉到自己知识的匮乏，从退休前的1996年起，我就开始重新学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最先读的是《大学》、《中庸》等，每天学习六七个小时。到2001年从报纸上看到逄飞的事迹时，我对传统文化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直到现在，彭飞老人还清楚地记得5年前到北京寻找逄飞的情景。当时，他从报纸上看到逄飞的事迹，得知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逄飞全身心地投入到国学传承的事业中，便有了到北京找逄飞聊聊的冲动。
彭飞老人说，2001年5月到北京寻找逄飞的过程颇费周折。他先后去过北京大学派出所、学生处、哲学系、研究生院等地方，几乎跑遍了北京大学的校园，走遍了北大西门附近的胡同，也没有找到这个叫逄飞的年轻人。第二天，彭飞老人转战清华大学继续寻找。还算顺利，第一站在清华附小就有了线索，该校校长帮助他联系上了逄飞。但与逄飞见面，并在北大承泽园44号促膝长谈，已经是第三天的事情了。
那天，彭飞老人与逄飞共论民族复兴与文化传承，他一次次被这个年轻人为传承我中华文化舍弃工作和报酬、全身心地投入而感动着。“那时候，逄飞还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彭飞老人回忆道。
从北京回到涿州后，彭飞老人便萌发了在自己所在的社区利用假期时间免费办学习班的想法，想为孩子们做点事情。“谁知，当我将这个想法说给老朋友、小区内的老教师后，没有一个人赞成。”招收学员的海报贴到社区后，人们还议论纷纷，说啥的都有，有人反问，“你自己都没有那个底子，教得了吗？”有人说是“吃饱了撑的”，还有人认为，“这注定是一场骗局，哪有义务讲授，不收资费的？”
11日，记者看到了5年前的那份招生海报。上面写道：“退休人员彭飞，自办中华传统文化学堂，简称‘中文学堂’，专门为青少年及对此感兴趣者讲授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教以修德、做人、养生、健体、开智、成才的道理和方法，义务讲授，不收资费。”
在人们的议论和质疑中，2001年暑期，第一期“中文学堂”如期开班了，有16个小朋友报名，大的11岁，小的只有3岁，坚持到最后的有15人。
每天下午，彭飞老人从自家房子里牵出电线，点上一盏灯，在露天课堂上教孩子们朗读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等简单内容，每天一小时。彭飞老人第一次开班，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家长们开始逐步了解“义务讲授”是怎么一回事儿了。
2002年暑假，彭飞老人选择了《论语》、《孟子》的部分内容，自己编教材，复印后发给孩子们。前来听课的学生竟达到60多人，其中不少是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的，但坚持到最后的不足30人。
从2003年暑假开始，根据年龄的不同，彭飞老人将孩子们分成两个班，周一、三、五学《三字经》、《弟子规》，周二、四、六学《论语》。在孩子们的强烈要求下，从2003年开始，彭飞老人又在自己家里开设了《论语》班，每周六傍晚7时30分开课，学习一个小时。
这种“暑期+日常学习”的模式，一直持续到现在。不少孩子就这样一路跟着走过来了。目前，孩子们学习时间长的有5年多，短的有几个月。“总之，孩子们来去自由，靠自觉。”彭飞老人说。
记者11日在彭家看到的就是《论语》班的小朋友们，他们也成为“文昌祠义塾”的首批弟子。那天，彭飞老人还特别对孩子们说起这个问题，希望他们比以前再努力些，给以后的“连锁义塾”树一个榜样。
现在，彭飞老人最大的希望就是，在这个社区里，能够有一个比自己年轻的知识分子与他一起走下去。
“连锁义塾”立足于社区
在汉代就有了“义塾”这样一种教学方式，也称“义学”，是一种免费的学塾。其经费主要来自地方或私人筹募捐款，收教贫寒子弟，给以初级阶段的教育，以识字为主。
而现在一耽学堂发起的“连锁义塾”，则主要指在正规课堂教育之外，向孩子们免费教习传统文化。
一耽学堂发起人、总干事逄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连锁义塾”应该是“国学热”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几年前单纯的“读经热”，到“国学热”，再到即将在全国城镇社区内出现的“连锁义塾”，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再是单纯的清读、情绪化表达或某一方面文化的宣传，而是面向社区的普通人，并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他们的生活中。
彭飞老人理解，现代的“义塾”更应该强化“义”的存在，是“大义”和“正义”。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不只是“言教”，教孩子们读书、做人，而且还“行教”，义务在社区出黑板报，名叫《健康壁报》，指导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健康壁报》至今已经出到101期了。
渐渐地，人们发现跟着彭飞老人读书的孩子们与以前不一样了，学会了集中精力干一件事，也变得更有礼貌了。“这也是让我十分自豪的事情！”彭飞老人说，每次走出家门，总有不少孩子向他打招呼：“彭爷爷好！”
让他更感欣慰的是，“文昌祠义塾”成立那天的照片已经被居委会放大，并展示在社区的橱窗里，这在社区内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范振华女士并不住在文昌祠社区，但不管多忙，她都会挤出时间，开车送女儿和侄子来这里读书。她这样做，很大一个因素就是因为彭老先生的热心和执著，“没有任何私心。”同时，她也为女儿的点点改变而感动。范女士说，记不清楚是哪年冬天，女儿竟主动提出给妈妈温被窝了，“我和孩子都是这个班的受益者，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彭飞老人说，不能不承认，参加过两至三次学习班的儿童，与未参加过学习班的儿童相比较，显得言行文雅、有礼貌、遵守公德较好。参加过两期以上学习的儿童，心地比较踏实，克制能力比较强，学习比较专注。现在，文昌祠小区内几乎家家都有古典启蒙书籍，《正蒙宝典》、《论语》、《弟子规》等。
由于跟着彭飞老人学习的孩子绝大多数都住在这个社区里，孩子的改变也逐步感染着成年人，小区邻里之间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记者采访时，有位男士推门进来，想在彭家灌瓶开水。原来，为方便邻里的来往，一楼的彭家白天从不关房门。
一扇打开的门融化了阻碍邻里交往的坚冰，而开启这一扇门却需要一个过程。
逄飞认为，彭飞老先生是塾师中的典范，给以后的工作做下了铺垫。老先生不仅教孩子们读书，还教孩子如何做人、如何健康成长，并针对孩子们普遍存在的浮躁、多欲、懒惰、贪玩、任性等特点，编了《儿童自省歌》教育孩子们自省。
在逄飞的理念中，“连锁义塾”集民间性、公益性和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于一体，采取塾师义务授课的方式，教导社区内学龄儿童识字学文，明礼成德，突出社区的教化作用，结合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家庭伦理教育，培养亲爱友善氛围，提升文化参与意识，服务社区和谐建设。“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的社区已经不同于以前，逐步成了最基层的文化单位。”
国学需要现代传承和发展
“读经热”、“国学热”之后，现代私塾也在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城镇和乡村中，其命运也各不相同：设立在上海别墅区内的“孟母堂”刚以“非法办学”被取缔而告一段落，苏州张志义身着汉服、新设“菊斋私塾”给孩子上课的新闻又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连锁义塾”与现代私塾有什么不同吗？逄飞向记者阐述了自己的理解。
逄飞认为，前几年掀起的“国学热”一定程度上侧重在某一方面文化的宣传，往往忽略了国学概念提出之初的一些历史情境和真实含义，并没有思考它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国学热”应该转化为更深一层的努力，强调普通人的参与意识、自觉意识，国学需要现代人去传承和发展。
提起“现代私塾”现象，逄飞并不赞同。他说，目前阶段的中国基础教育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是国家行为，可以保证大多数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体制内教育的最基本作用，封闭的或隔离式的教学都有可能会带来不良后果(不同于“连锁义塾”，“孟母堂”和一些“现代私塾”是全日制授课。编者注)。
逄飞认为，“私塾”这样一种古老的教学形式，在当前应以“义塾”的定位而取代，“这样可以在体制外的全民教育中起到补充作用，立足于社区的‘连锁义塾’是公益的，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基层教育、教化和文化传承的作用。”
逄飞说，“连锁义塾”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让老年人的德行与生活智慧“活下来”，重建道德生活中的“生命高端”。
目前社会各界持续关注教育问题，逄飞说，这实质上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需要，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国民素质教育的问题，特别是偏重于日常伦理规范和道德生活秩序方面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协调联动，体制内、外向共同的目标努力，各展所长，相互呼应。他在全国各城镇发展“连锁义塾”，正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逄飞说，一耽学堂计划从2006年秋季起，在全国城镇社区范围内，面向老教师、老干部和民间文化热心人士(55岁以上、身体健康)招募义工，经培训及至少2—4年的义工实践，根据“有志于学”和“担当道义”等标准，决定是否成立“义塾”。
逄飞和“一耽学堂”
逄飞，现年33岁，一耽学堂创始人，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原籍沈阳，先后在吉林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2000年7月硕士毕业后，联合首都各高校文史哲专业博士、硕士30余人于当年12月21日创立一耽学堂，先后凝聚志愿者上千人，立足中、小学、幼儿园和社区，致力于学习、体认和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累计超过35万人次参加。逄飞将一耽学堂定位于：文化+公益+青年，是一种体制外的，立足大众、面向民间的文化落实行动。
在古汉语中，“一”字意为根本、本源，“耽”为大而垂肩，进而引申出停留、快乐之意。逄飞自创“一耽”作为1994年以来的笔名，并取为学堂名称。2001年3月，一耽学堂开始接受个人捐赠。同年8月，学堂在北大承泽园租房两间半，有了正式办公地点和固定电话，逐渐走上正轨。目前，一耽学堂在南京、广州、深圳、茂名、石家庄等地设有公益小组。
逄飞说，一耽学堂以一种开放的公益方式打造一个公益舞台，让大家自觉进入这个平台，学习和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一批真正能够继承传统文化的人。逄飞还认为，中国要有一个真正的文化复兴，必须有一个文化人的复兴，他们应当不依不傍、敢作敢当、有情有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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