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此新德里准备迎接中国领导人到访之际，将两国关系置于更长远的视角之下不无益处。印度和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两个国家，也是延续至今的最古老的文明。

　　在15世纪中国皇帝禁止航海之前，中国或许算是世界上最先进、也最擅长航海的国家。直到1949年革命及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在经济上拥抱国际贸易和投资后，中国的复兴才真正开始。

　　从历史上来说，早期的印度文明或许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我们对中国的最大出口是佛教。印度的经济复兴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经济自由化，跟中国差不多是同一时期。

　　过去25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5.5%―6%，而中国的增长率接近两位数。就人均而言，两国的差距就更明显了，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业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大国，把印度远远甩在了后面。

　　各种事实都在表明中国的实力。但媒体关于印中之间贸易和投资问题的一系列报道，令我怀疑印度是不是变得多疑了。比如，美国一家公司有意通过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印度的子公司进行投资。但这项申请被一拖再拖，原因是（印度）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的官僚机构基于“安全考虑”或“威胁本土产业”等原因，越来越多地否决（或拖延）外国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这是一种危险倾向。一旦安全问题被提出，体制内人士是否有勇气制止这种徒劳无益的调查，这也是一大问题。电信设备、中国技术人员的雇用，更不用说投资了，所有这些都被印度的多疑击中。相比之下，印度投资却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大多数项目都能较轻易获得批准。说实话，我认为目前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和设备的担忧只是一种多疑。

　　我们真的担心其他国家会来破坏印度或把我们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吗？15万美军都不能控制伊拉克，这不正表明帝国主义已寿终正寝了吗？我们偏偏总是想到东印度公司、制造出“安全”问题。在欢迎外国投资问题上，我们难道不应表现得更加自信些吗？

　　没错，我们跟中国爆发过1962年边界战争，而且这个边界纠纷至今悬而未决。当“爱国主义”要求我们把那场战争归咎于中国人的入侵时，立场较为公允的分析家，包括当时《泰晤士报》驻新德里记者内维尔·马克思韦尔却称之为“印度的中国战争”。

　　而且，不论1962年发生了什么，难道现在还没到结束或至少绕过民族争端和边界纠纷、全心全意推进两国经济往来的时候吗？

　　法国和德国用了150年时间、打了4场大仗才得到这个教训。难道我们不该学得快一些、让付出的代价少一些吗？

　　（印度《商业标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