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一名“义贼”连续作出“异举”：他在偷了一位姓吕的老教授的钱包一个月后，将钱寄回。又一个月后，11月10日，“义贼”又写来了一封道歉信。原来小偷被教授钱包中写的赞美乘车让座者美德的小诗感化了，“义贼”还称“用去的100多元日后还上”。

　　（11月15日《新快报》）

　　陈霞一首美德小诗感化了一名小偷，这样的事我是相信的。善与恶、正与邪、对与错，有时仅是一念之差。而这“一念”，往往又取决于当事人在那时那地的环境中所遇事物的一个细节。英国名将威灵顿因战争接连惨败心灰意冷，绝望的他在山里遇到一只蜘蛛。蜘蛛结网的细节给他极大启示，使他重振旗鼓，终于打败了入侵的拿破仑。

　　虽然，生活中像“赞美诗感化小偷”这样的事情很少见，但它给人们的启示却是巨大的。“赞美诗感化小偷”显示出了道德感化机制的不可或缺性。老教授的赞美诗之所以能感化小偷，就在于他的赞美诗中蕴含了做人的起码道德、良知，它能使人看到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道德的人的优越感，并使人对这种为人境界产生向往。

　　小偷也是人，他们心中肯定也有善的一面。因为有善，就有了“被感化”、“被教育”的可能性。而老教授赞美诗中蕴含的道德力量，也正点中了小偷心底善的一面。这事在一个层面让人看到，面对小偷甚至其他犯罪嫌疑人时，法治层面的严厉惩处固然重要，但道德层面的温馨感化、教育也至关重要。

　　作家韩石山在一篇题为《最低道德教育》中写道：“接受一些最低道德教育，肯定不会遏止犯罪，但总可以使那些稍稍还保留些良知的罪犯，在作奸犯科时，会有所收敛吧。这，也就起到了它（道德教育）应有的作用。”这也足以看出，道德教育、感化作为法治之外的一种手段，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事实上，对于那些有起码道德良知、人性尚未泯灭的小偷乃至其他犯罪人员而言，用道德感化的办法成本最低。抓捕一个嫌犯，要耗费大量警力、财力和时间，最终虽然也抓到了，但有些嫌犯却只是“自认倒霉”，而并没有从心理上觉得自己的行为是错的。实际生活中，一些“二进宫”、“三进宫”乃至“四进宫”人员就属于此列。

　　目前，我国正大力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显然，法治社会的根本要义不在于机械地用法律规章制度去严惩罪犯，而是通过法律手段去让违法犯罪者改过自新。至于如何用法律手段，其中大有学问。如果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能最大限度发挥道德感化、道德教育的力量，这不但能改造人，还能推动司法文明，这也符合“以人为本”之法治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