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上将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他独具胆识、勇闯龙潭虎穴的传奇故事，被一代又一代人所传颂。李克农酷爱文艺，喜欢摄影。在中央苏区，他演双簧，说相声，扮演滑稽博士，令人捧腹。在延安时，他组织了一个枣园文工团，演出了一些轰动陕甘宁边区的优秀剧目。除了当年一起生活、战斗过的老同志，现在知道李克农这一特长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审干究竟要搞多久？可不能荒废人才啊！李克农把受审人员组织起来，用其所长，还成立了一个枣园文工团

　　1942年，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阶段，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深入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

　　1943年春天，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许多热情奔向延安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因为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本人经历以及各种政治问题，一时说不清楚，又得不到充分证明的，都要受到严格审查。延安中央机关的部分受审人员，被集中到西北公学“办学习班”。

　　西北公学是中央社会部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情报和保卫干部的新型学校。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整风运动开始后，西北公学停止了专业课程，变成审查干部的专门“学校”。

　　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正是大名鼎鼎的以整人为特长的康生。他既是全党整风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又是中央审干工作的实际领导人。在审干过程中，康生主观臆断，肆意夸大敌情，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就在延安掀起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社会影响极为恶劣。毛泽东发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迅即发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指示。随后，党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才使审干工作健康、稳妥地进行。

　　中央社会部是政审的主管部门，李克农是副部长，直接受康生的领导，又具体负责被送到西北公学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干部的审查工作，难免不受错误决策的影响。但在实际工作中，他始终注意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原则，在职权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少讲空话，多办实事，避免一些错误，减少党的损失。中央纠偏后，李克农又积极领导和组织甄别定案工作。

　　然而，在甄别定案过程中，被审查人员仍然处在紧张和消极不安的情绪中。审干工作还要进行多久？谁也不知道。看到受审查的同志大多是有知识的专业人才，长久下去，专业荒废，人才浪费，李克农感到实在太可惜了！他决定，在西北公学成立文娱科和联络科，按业务专长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边工作，边学习，边生产，边审查。

　　西北公学集中了一批文艺人才，分别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青年剧院、评剧院。其中一些人被屈打成“特务”、“内奸”。李克农亲自指派汪东兴担任文娱科科长。在中央苏区时，汪东兴曾是青年干事，还当过部队政治处的宣传队长，搞文艺宣传很有一套。

　　按照李克农的意见，汪东兴把三四十名文艺工作者集中到文娱科，分设编定组、演员组、音乐组和剧务组，人尽其用。文娱科对外称文工团。因为中央社会部位于枣园后沟，人称枣园机关，文工团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冠以“枣园”的大名。

　　枣园文工团刚一成立，李克农就为其确立了工作方针：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文艺宣传要与实际相结合，要为工农大众服务。

　　文工团成立之初，可谓白手起家，只有一面锣、一对钹和一支笛子。音乐组的同志们用机关杀羊剥下来的羊皮做鼓面；从山上抓几条蛇来，京胡琴筒的蒙皮就解决了；到老乡家里买来桐木，照葫芦画瓢，制作小提琴琴身；二胡和小提琴琴弦都是李克农通过关系从西安买来的。剧务组的同志制作道具、缝制服装，实在不能做的，就向文艺团体或老乡借用。

　　1943年年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发表了《组织起来》的重要讲话，枣园文工团的同志立即深入农村，广泛搜集素材，很快写出一部反映根据地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小型秧歌剧《动员起来》。剧中用了许多陕北方言，配上风味十足的地方曲调，加上演员惟妙惟肖的表演，很受边区军民的欢迎。

　　1944年元旦，枣园文工团组织起一支秧歌队，一路扭着欢快激扬的陕北秧歌，来到枣园村广场，参加新年庆祝活动。坐在广场上观看群众演出的毛泽东，高兴地称他们是“枣园秧歌队”。于是，李克农派人买来一丈多长的红布，做了一面横幅，上面写着“枣园秧歌队”几个大字。他把文工团的全体团员召集到窑洞前，在“枣园秧歌队”的横幅下，为大家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枣园文工团一带头，延安各单位的文艺活动也都活跃起来，纷纷组织秧歌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春节期间，大家扭着秧歌，踩着高跷，你来我往，互相拜年。

　　后来，毛泽东还为枣园秧歌队题词：拿锄头生产劳动，用文艺宣传群众，能文能武，是中国革命文艺战士的典范。（《党史博览》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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