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这种两难似乎是不可解决的：中国不能再保留它的文化了，因为正是由于当前这些问题将葬送中国文化；但是如果中国放弃自己的文化而采纳西方文化，那么在世界文化转向中国文化的同时，中国恰恰要忍受西方文化固有的那种非人性和精神痛苦??”——艾恺，《最后的的儒家》

　　上世纪70年代，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听他的老师费正清讲到了中国的梁漱溟。他从此对梁产生浓厚兴趣，以致将梁漱溟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而且从此，对于梁漱溟及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一直贯穿着他的学术生涯。

　　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梁培宽说，艾恺的中文，“无论是文笔或口语，水平均甚高”。当然，以艾恺教授的中文，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中国的大儒相比，但艾恺的西方身份，却让他少了中国人难以冲破的时代局限与派别束缚，更直接地给我们展示出一些真相。特别是艾恺书中的副题“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相信是击中了诸多中国人的内心痛处。以一般世人眼中，梁漱溟作为中国“最后的”也是最有名的儒家，代表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保守派，或如艾恺教授所称的“文化守成派”，应该是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格格不入的，但是艾恺教授揭示出，梁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内心充满矛盾，而他面临的这种两难，也是今天中国人心中的一种煎熬。

　　“一个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文化道德标准，这是非有不可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他确信“冰冷的个人本位的计算”正是西方人的血液，它使人丧失了完善的生活，“人完全成了机械，要窒息而死”。这是准确的吗？

　　艾恺：准确不准确，是太简单的说法。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梁漱溟所了解的西方文化是从书本学来的，我后来见到过梁先生，做了访问，很明显的，他对西方文化的知识，是比较有限的。他是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西方文化。在他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里，他看到了在西方文化内的人看不到的东西。正确不正确，这很难说。

　　但是，再过不知道多久，他原来对西方文化发展方向的预测，说不定还是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但现在的情形是，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似乎都是在向西方化方向发展，在越来越丧失自己的独特文化？

　　艾恺：现代化的过程，很自然会破坏任何原来固有的文化道德观念。无论世界哪一个地方都是这样，你把100年前的印度，与现在印度的生活方式相比，100年前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相比，100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相比，很明显，走的路越来越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它对西方固有的道德也是一种破坏？

　　艾恺：对啊。现代化，即生产越来越优化，效率越来越高，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都把原来固有的道德给破坏了。在欧洲，最明显的是，宗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在美国，偶尔还会有点复兴，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运动，但大体上不会长期的维持下去。

　　中国新闻周刊：但同样儒家的文化也遭到严重破坏啊？难道它更有生命力？

　　艾恺：对呀，中国的社会道德标准也被破坏了。一直在破坏。它的生命力也很难说。但只有中国的文化不是建立在超自然力量的宗教的基础上的。它将来可能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这是它独一无二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个普世的价值观呢？如果有，就一定是西方的价值观吗？

　　艾恺：现在一方面是，各个地方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均质化、全球化，从贸易到文化，生活方式在全球化。但是，现在的世界，物质生活的问题越来越能解决了，可是人和人的关系问题，道德问题，却越来越不容易解决。所以，我们看到另一方面是，公共道德架构已经没有了。道德上的共有的价值判断，成为了碎片。你看最近恐怖分子的行为，他们也觉得他们那样做也是按照道德标准来行事的。

　　从这个意义说，将来一定要有一个世界文化的道德标准的。梁漱溟预测说，“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说不定将来还会实现的，因为这个世界很明显地需要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不然将来我们人类就分成为几个互相怀疑的对象。每一个群体，都各有它自己的一个标准。比如恐怖分子，就是很好的例子。

　　梁漱溟把中国文化的核心，放在“伦”里头。“伦”，不像宗教，宗教是建立在依靠超自然力量基础上的，所以一种宗教很难为信仰另一种宗教的人接受。而中国的“伦”，恐怕是全世界多多少少可以接受的。

　　可能将来，这个普世的价值观，也不一定是用中国文化、用儒家这个名字，但将来人类一定会有这么一个需要：一个全世界普遍接受的文化道德标准，是非有不可的。

　　“梁漱溟是一位被忽略的大人物”

　　中国新闻周刊：以你一位西方人来看，梁漱溟一开始对西学充满兴趣，也不是一位纯粹的国粹派，但他最终会走上保守主义，成为儒家的代表人物。这里有必然性吗？是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的必然反抗吗？

　　艾恺：梁漱溟先生一向都不是什么国粹派，国粹派是把原来中国文学方面的遗产当作中国文化的中心，而梁先生对中国文学方面的遗产是无所谓的。说梁漱溟先生是保守主义，这个词，也是不对的。起码，应该把他叫做“文化守成者”，而保守，多多少少会有不好的含意。民国初期的国粹派，与梁先生也毫无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意思是，梁先生坚持的，更是中国文化的精粹的东西，而国粹派，则只要是中国的就要？

　　艾恺：对。梁先生知道，无论将来中国文化的核心会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定会变成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学，那是限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东西，不是人类全体可以参加的。

　　中国新闻周刊：梁漱溟有很多矛盾之处。这也是你在书里说到的。你怎么看他的这些矛盾？他对要坚持中国的东西，是很坚定的，但他也很清楚，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就是要走西方的路。

　　艾恺:梁也有个演变过程。在五四时代，他还是主张接受民主科学的，以后，他也不是完全反对，虽然在他那本《中国民主最后觉悟》中说，我们就不要再玩那些西方的把戏了，不过，他也没有否定科学，一向也没有否定民主，只是觉得，在那个时候的中国，真正的民主制度是行不通的。这也不算是很大的矛盾吧。

　　梁先生是很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提到佛教，他对我说，他还是个佛教徒。我说，我这本书把他称作“最后的儒家”，他说，也可以接受。谈了一会儿，又谈到道教，他对道教也很感兴趣，说道教的思想也很有价值。过了一会，他又说，对，我也是马列主义者，是科学社会主义者。谁还能想象，一个佛教徒，一个儒家，也非常欣赏道家的人，还是马列主义者？这些不是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但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也没有什么大矛盾，他们原来也不是很清楚地分什么派的。

　　中国到了汉朝的时候，董仲舒把儒家弄成所谓“国教”，内容也包括所谓阴阳五行，和很多法家的思想，就是个很标准的折中。到了明朝，已经有三教合一、殊途同归思想。20世纪初期，一般知识分子，也就是梁先生那样的。但后来就不一样了。政党出现，它的结构，有点太像西方的东西，不允许同时参加几个党。几种思想并存是不行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倾向折中的现象，和先秦的思想家的宇宙观有关。他们认为宇宙是个整体，里面的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不能说这个东西与那个东西有绝对的矛盾。

　　中国新闻周刊：其实现在的中国人，也未必是西方人想象的那样了，他们受西方的影响很大。你是喜欢梁那样比较坚持中国文化的人，还是比较西化的中国人？

　　艾恺：对我来说，一个人，他西化不西化，和我喜欢不喜欢他，没有多少关系的。也不会因为某某人的思想如何，而喜欢他。他的意识形态，是在其次的。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你更注重的是这个人的道德，他的为人？

　　艾恺：对。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让你用几句话来评价梁漱溟，你怎么评价？

　　艾恺：梁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但他被忽略了。他是20世纪数一数二的，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思想家。一般中国的思想家，他们在实践上，基本没什么活动，熊十力就是个好例子。而梁，他在实践领域，为他的思想身体力行。

　　中国新闻周刊：但是他的很多实践，后来都失败了啊。

　　艾恺：历史上所有有远见的人，都会经历失败。比如印度的甘地，他当时不也是失败了？回顾历史，梁漱溟也不能算是失败了。说不定，未来的世界文化，越演变，就会越会有点像中国固有的文化，说不定梁的思想还会实现呢。

　　“将来中国人会找到自己认同的方式，或者，发明出来认同的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们生下来就发现，我们已经落后了。我们很想赶上去，又不想全走西方的路。作为一个西方人，你怎么看这种状态？

　　艾恺：你知道，现在的世界文化，也许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不过，它也已经不是西方的东西了。是世界的东西了。每一个地方都对它有贡献。你说的问题，我觉得是牵涉到认同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谁？这是全世界的一个问题。世界各个地方，人的心理是一样的，在西方也是如此。

　　我是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一个人。我的祖先是克拉比亚山区的人。那里有几个村子，起码在20世纪初期，口语还是希腊话。可能在罗马帝国以前，那里是希腊的殖民地。或者是东罗马帝国时，那里属于用希腊语的人。五六年前，其中一个村子，组织起来，派一个东正教的神父到希腊去做神父。隔了这么多世纪，他们还要他们自己的认同。人的生活方式越一样，他们心里越想表现出他们的特色。这种例子太多了。

　　欧洲有好多地方要保持他们的方言，在学校开设方言的课程，在爱尔兰，固有的一种方言，只有几个人会讲了，最近十几年来，他们也要把它恢复起来。还有专门的酒吧，你一进门，要专门讲这种方言。

　　将来中国人以什么认同？——他们会找到自己认同的方式，或者，发明出来认同的方式。

　　(艾恺，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黄艾禾）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