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前东德情报机构头目、被称为“隐面人”的马尔库斯·沃尔夫平静辞世，终年83岁。本版上期刊登了沃尔夫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本期将继续为你讲述这位间谍大师的故事。

　　马尔库斯·沃尔夫／著

　　斯力／译

　　西德情报部门

　　率先开价

　　1990年3月，两德统一的前几个月，东德举行了1945年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受到科尔政府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上台执政。这届政府的内政部长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年轻人，名叫迪斯特尔。此时，东德情报机构的特工和官员们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的老部下与西德人做成了一笔笔交易，以泄露东德的国家机密来换取免受起诉。我家的电话每天铃声不断，身陷绝境的人纷纷向我求助。我听说，两名国家安全部前高官已自杀身亡。

　　迪斯特尔请我吃饭时说：“东德的侦察总局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由你出面向西德人介绍情况，再合适不过了。”

　　他当然不会让我白干。“我们一起去伯登的办公室（格哈德·伯登当时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头子）。只要供出10到12个至今仍然潜伏在西德的重要间谍，我们保证你不会被起诉。”

　　轮到我提条件了，我申明要对从前的部下和特工人员负责。

　　迪斯特尔很快对这场“拔河”失去了兴趣。“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们最终都得进监狱，惟一的差别是饮食待遇的好坏。”

　　老实说，对方的建议对我充满诱惑。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我的自由将意味着牺牲多少情报人员的自由。假如我出卖了他们，他们会怎么看我这个当年被他们称为“头儿”的人呢？

　　“出卖人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干吧！”我说。

　　“愿意干的人多的是，”迪斯特尔扔下重话转身离去，“如果你改变主意，我任何时候都可以陪你去见伯登。”

　　美国CIA背着西德

　　指点迷津

　　1990年5月28日，两位美国绅士出现在我家门前。他们献给我一个大花篮，外加一盒给我妻子的巧克力。

　　年长的一位头发花白，讲一口略带官腔的德语。他叫哈撒韦，是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的特使。他的同伴年纪很轻，体格健壮，名叫查尔斯，自称是中情局柏林站站长，可我觉得他的体格和举止更像一位保镖。他很少讲话，谈话期间从头到尾几乎毫无表情。

　　中情局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的助手埃伯哈德·迈尔的住址，通过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待两位美国客人。我让助手转告他们，到我的乡间别墅来见我。

　　由于不可能再得到情报机构的帮助，我不得不按照这一行的规矩，在房间的夹板中装了一台录音机，将整个会面过程偷录下来。

　　哈撒韦使用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首先主动透露一点儿关于他的个人情况，期待着我投桃报李。哈撒韦说：“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不过，假如你愿意帮助我们，可以找我。没人会知道。”他的意思是，愿意向我提供庇护，使我免受北约盟国德国对我的报复。

　　接着，他又用流利的德语说：“加利福尼亚是个好地方，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我开玩笑说：“西伯利亚也不错。”大家大笑。“问题是，我不了解美国。我很难想像在美国的生活。”

　　哈撒韦说，中情局局长韦伯斯特想请我去中情局总部，和他谈一笔交易。他们会给我数目很大的一笔钱。“当然，”哈撒韦说，“你也得帮我们个忙。”

　　我担心他们会像西德人一样，要我用名单换自由，于是告诉他们，我不想出卖任何部下。

　　“这样做对你有好处。”哈撒韦说。

　　他的话惹恼了我。看他跟我说话的那副样子，好像我是个可以任他买卖的无名小卒。

　　“如果是我主动找你们的，你的话或许不错，”我不再掩饰自己的恼怒，“可我并没找你们。我的底线是不出卖任何手下。假如你们还想继续与我谈话，就正式邀请我去美国。”

　　“可是你在这里很不安全。”哈撒韦提醒我。如果我留在德国，再有几个星期肯定会被逮捕。我深知这一点。

　　“苏联总是可以去的！”我答道。

　　听到这话，他立即警觉起来，意识到至少还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在争夺我。

　　“别去莫斯科，”他劝我，“那儿的日子苦得很。到一个能过舒心日子的国家去，你可以安安静静地工作和写作。眼下你只有去美国才能做到这一点。”

　　与在德国坐牢相比，在加利福尼亚或佛罗里达的阳光下安度晚年，的确非常诱人。可我担心自己给中情局送上门去做人质，所以提出，应该以某种形式邀请我去美国。

　　客人们不太喜欢这个建议。他们说，中情局内部有规定，每年邀请外国客人的数字十分有限。实际理由恐怕是，他们担心西德发现这笔交易。美国人拉拢像我这样一位敌对阵营的老资格高官，本身就是对其欧洲盟友的重大欺骗。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我意识到，美国人与西德人不同，似乎对我在东德情报机构的工作不感兴趣，更关心我对克格勃的了解。

　　哈撒韦终于言归正传。他说：“你能帮我们侦破一桩大案。我们正在寻找潜伏在中情局内部的一个‘鼹鼠’。他造成了极大危害，我们损失了30多人。”

　　我估计中情局仔细研究过我与克格勃的关系，猜测我可能知道这个“鼹鼠”的真实身份。

　　然而我并不知情。

　　5月29日，二人再次登门，但在正式邀我去美国一事上，仍然毫无进展。

　　8月中旬，西德通过迪斯特尔提出的交易彻底流产，我的选择范围急剧缩小。中情局显然猜到了这一点，他们又一次来到我的乡间别墅。

　　9月底，我们又见了一次面，但美方并没有加码。之后，西德的检察官宣布将于10月2日夜间正式逮捕我。

　　无论美国人、苏联人还是西德人都没注意到，另一个重要的“买主”，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到这场奇特的“拍卖”中来。

　　神秘的

　　以色列主顾

　　这个神秘的“买主”就是以色列。

　　1989年11月4日，我出席了一次群众集会，在会上认识了一位叫艾琳·龙格的女子。她是一位学者，也是犹太文化协会的负责人。我接受过她的一次采访，还应邀参加过该协会的一次会议。

　　1990年夏，艾琳·龙格突然打电话来，说一位叫魏因曼的犹太教士想结识我。于是，我请他到我柏林的家中做客。魏因曼询问了我昔日经历过的迫害，以及在德国面临的官司。对于我过去的职业，他谨慎地避而不谈，但问我是否愿意访问以色列。不久，我收到了以色列《新消息报》的访以邀请。

　　有人透露，魏因曼曾在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工作。

　　我期待着对以色列的访问。当波恩、莫斯科和华盛顿看到我出现在以色列的消息，会是何等沮丧！我猜想，摩萨德可能想套出我所掌握的有关巴勒斯坦各派别的情报。其实，这方面的情报我掌握得十分有限。无论如何，访问以色列是一条逃离德国的新途径。对于一匹免费赠送的马，就不必掰开马嘴看牙口了。

　　德国统一前两周，我突然接到魏因曼的电话。他告诉我，访问以色列的事泡汤了，原因是一本新书批评了摩萨德及其情报手法，在媒体引起了轩然大波，那家报社对我失去了兴趣。

　　我顿时意识到，以色列人在最后一刻胆怯了，显然是担心我的出访会损害他们与西德的友好关系。

　　形势越来越危急，我面前没有一条可走的路。

　　沃尔夫回忆录节选三见到斯大林和毛泽东

　　马尔库斯·沃尔夫／著

　　斯力／译

　　1949年，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政治实体。此后，我被东德中央委员会派往莫斯科，在东德大使馆任参赞。为了就任这一职务，我不得不放弃苏联国籍。1949年11月3日，我们一家抵达莫斯科。

　　在大使馆任首席参赞时，我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时隔多年，这一经历仍然令我难忘。在驻苏使馆的短暂工作期间，我印象最深的是1950年2月为来访的中国元首毛泽东在大都会饭店举行的招待会。当时，我正背对着正门入口处。突然，大厅里鸦雀无声。我转过身，看到斯大林站在离我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他身穿人们熟悉的制服，领子竖着，胸前没有佩戴任何勋章或奖章。

　　我作为临时代办出席了这次招待会。中苏两国代表团团长互相祝酒。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讲话时，斯大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后来，他亲自祝了几次酒。在一次祝酒时，他赞扬了中国领导人的谦虚和团结，然后又举起酒杯，祝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一天重返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在两年前，南斯拉夫极富魅力的领导人铁托，拒绝接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求在治理这个多民族的巴尔干国家上有更大的自治权，南斯拉夫因此被斯大林打入冷宫。我们这些来自对苏联忠贞不渝的国家的人，对南斯拉夫又怕又好奇。

　　斯大林这位苏联领袖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圣旨一般令我们诚惶诚恐。在我和大部分来宾的眼里，斯大林和毛泽东早已不再是普通人，而是高高矗立的历史丰碑。

(责任编辑：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