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两位大臣因逃税引咎辞职 官员难以权谋私

　　时值岁末，各种国际机构推出的年度排名五花八门，诸如“最适宜人类居住国家”、“清廉指数”、“环保成效”等等，在这些“正面”排行榜中，北欧小国瑞典多是名列前茅。不过，当地媒体对此却不以为然，反而打趣地说，如果今年有“最不好干的政府官员”排名，瑞典没准也会排在前面。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两位大臣因逃税引咎辞职

　　今年9月，由瑞典温和联合党等4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赢得大选，时隔12年后重新取得执政地位。谁也没有料到，新内阁组建刚刚十几天，就有两位大臣引咎辞职，还有多位不光彩历史被曝光的内阁成员正在接受调查。

　　第一个“倒下”的是瑞典贸易大臣博雷柳斯，她在上任仅一周后便递交了辞呈，这创下本届瑞典政府阁员中“任期最短”纪录。原来，瑞典媒体在她刚上任的几天之内就接连揭露出四条“罪状”：一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博雷柳斯在雇保姆时未按规定缴纳雇主税；二是多年来她一直没有缴纳电视收视费（瑞典法律规定，每户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须缴纳一年约合200美元的公共电视收视费）；三是博雷柳斯在今年9月出售股票时，未按规定及时向瑞典金融监督局报告；四是她涉嫌隐藏住宅所有权以逃避纳税。

　　在博雷柳斯辞职两天后，瑞典文化大臣基洛也提出辞职。瑞典媒体开玩笑说，基洛与博雷柳斯堪称是“患难姊妹”，因为她们不仅辞职时间相近，连理由也几乎相同——都是雇黑工和未缴纳电视收视费的问题。虽然基洛的“罪状”比博雷柳斯少了两条，但瑞典媒体却指出，“作为瑞典公民不纳税是不可原谅的，作为负责管辖公共电视的文化大臣不缴纳电视收视费更不能被容忍”。

　　新内阁成员中还有一对“难兄难弟”也因逃税被媒体曝光，包括瑞典新政府中最年轻的阁员、年仅33岁的移民大臣比尔斯特伦，和扎着马尾辫显得有些特立独行的财政大臣博里。前者被瑞典电视台指控未缴纳电视收视费；后者则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他曾雇过没有劳动许可证的波兰保姆，并且未向税务部门报告。另据瑞典《每日新闻》报道，财政部司法专员近日正在对瑞典市政和金融市场大臣奥德尔展开调查，因为他目前仍持有某公司的股份，这“可能会与其负责的领域相冲突”。就连曾担任过瑞典首相、现任新政府外交大臣的比尔特，也因曾入股一家与俄罗斯有经济关联的投资公司，而被媒体和反对党怀疑其“不能客观地执行对俄外交政策”。

　　以权谋私，1个克朗也不行

　　瑞典新政府成员的丑闻被曝光后，不少人感到惋惜。他们认为，为了十几年前的错误，就迫使博雷柳斯这样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大臣辞职，对瑞典来说是个损失。但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尔森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却坚决批评了这些说法。他说，作为政府公务人员，操守必须成为楷模，甚至要求他们“一尘不染”也不为过。

　　“一尘不染”究竟是个什么境界？尼尔森首先给记者讲述了发生在11年前，曾轰动全瑞典的“巧克力事件”。当时，担任副首相的萨林年仅38岁，舆论对其政治前途一致看好，认为她不仅将成为社会民主党未来领袖，而且还会作为瑞典女首相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展拳脚。可在1995年10月，瑞典《快报》却披露，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巧克力等食品。虽然萨林事后辩解说，她当时只是把公家和个人的信用卡用混了而已，并且事后也及时还了款，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萨林还是被迫辞职。

　　刚刚卸任的瑞典前首相佩尔松也曾因为“贪嘴”被抓住过“小辫子”。尼尔森说，在今年大选前几天，他曾看到过报纸上刊登的一张大幅照片，是佩尔松在商店里正在品尝一块糖，没想到却被人拍下了照片，并捅到媒体上发表，还配有一篇短评：“老百姓买糖前可以先尝尝味道，但首相这么做就不太好了。”尼尔森说，瑞典人可以容忍普通人的错误，甚至还可以原谅政府的无能，但如果是官员以权谋私，哪怕只有1个克朗（瑞典克朗和人民币基本等价），也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还可能因此彻底丧失政治前途。

　　非涉密文件必须公开

　　无论是“巧克力事件”，还是“糖果照片”，都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在瑞典当官不容易。“在瑞典，官员都是透明的水晶人。”尼尔森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如果一个人有了当官的想法，他就必须从做老百姓时便开始准备，例如在财产申报、纳税等各方面做到行为检点，以经得起上任后，媒体以及反对党对其的考量。对于任何可能在今后成为政府公务人员的普通人，法律也规定他们要将房屋等大宗家庭资产“广而告之”。

　　根据瑞典“不动产登记制度”，任何人在当地买房子，都必须刊登广告，包括房屋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交易价格、房屋面积及修建情况等等，可谓一应俱全。这样的广告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只是以备当前或今后有兴趣了解购房者财产状况的人查询。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广告效应”，大概就是主人乔迁新居时，不用发邀请，亲戚朋友便都知道了，而且还省去了介绍地址、购买过程等麻烦。

　　尼尔森告诉记者，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其中最主要的条款就是“公开所有非涉密的公共文件”，瑞典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目前在瑞典，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务报告等，只要不属国家机密，都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开放。任何一个瑞典公民有权查阅任何官员、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王室成员的资产和纳税情况。为了限制政府对信息的自由裁量权，瑞典还专门制定了《保密法》，极为详细地列举了哪些信息属于国家机密，哪些信息可以公开，这就避免了相关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有意隐瞒非涉密信息。

　　所以，不仅是瑞典的记者，任何一个瑞典公民想获得某个官员的信息，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比如像这次瑞典新政府官员被曝出不光彩的历史，就是有人事先到税务局了解了他们纳税、投资等信息。萨林当年用公务信用卡消费，也是瑞典《快报》记者直接到政府及银行索取了她的刷卡记录。在这些过程中，各部门是没有任何理由对相关信息予以保密的。尼尔森说，除了一些受到普遍尊重的生活隐私外，其他的特别是经济隐私，对官员来说是绝对不允许有的，因为这是做政府公务人员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不仅是法律的规定，也被所有的瑞典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就连外国政要也曾领教过瑞典一切透明化的厉害。几年前，瑞典通过全民投票否决了加入欧元区的提案，法国总统希拉克为此写了一封“私信”给当时的瑞典首相佩尔松，指责那些投反对票的瑞典人是“固执的笨蛋”，可没想到这封信很快就被瑞典各大报纸所转载，并引发了许多瑞典人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希拉克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恼火，就再次致函佩尔松，质问他为什么把信的内容透露给媒体，结果没多久这第二封信也被登出来了。自此以后，希拉克再与瑞典官员对话总是加倍小心，很怕哪句话又被曝光了。佩尔松也是有苦说不出，因为不但这种所谓的“私信”需要公开，就连他请客吃饭的菜单，瑞典公众也是有权查询的。

　　百姓认为理所应当

　　记者了解到，瑞典首相的月薪约为12万克朗，大臣一个月能挣到近9万—10万克朗，不过扣除瑞典比例极高的收入所得税（最高超过50%），他们的工资其实所剩不多，和瑞典最低收入人群比起来，实际收入差距也就是3倍左右。他们挣的这点钱可能比其从政前的收入少很多。就拿刚刚下台的博雷柳斯来说，仅她所拥有的夏季别墅就价值680万克朗，而这是她当官无论如何也挣不出来的。

　　此外，瑞典的官员没有什么特权，无论多大的干部，一切家务都要自理，国家是不会给他们提供公勤人员的；除了在工作时可乘坐公车外，下班后也只能用私家车或像普通百姓一样去乘公交车。所以，在瑞典如果乘公交车时发现一个高官，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在体察民情，多数情况下，他只是和大家一样上下班。记者曾经一直纳闷，既然这么多限制，而且挣钱也不多，瑞典人为什么还要当官。在瑞典生活了这么久，记者只找到一个答案：就是他们确实是凭借政治热情去从政的，正是在这种纯粹的政治热情的驱使下，这些官员才能甘居清廉，接受如此严格的监督。

　　不过，瑞典百姓却一点也不因为当官是个苦差事，就给他们以任何的同情。记者的朋友利德曼就向记者表示，在瑞典，要求政府以及官员做到诚实、透明是一个基本原则，因为他们的工资甚至一张纸这样的办公用品都是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的，所以这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利德曼甚至反问记者说，百姓给官员发工资，那么我们自然就是“老板”，官员是“打工仔”，出于这样的身份定位，“打工仔”难道可以侵占或是浪费“老板”的钱财吗？

　　利德曼告诉记者，很早以前，瑞典也有过腐败多发期。后来瑞典人发现，依靠体制内的监督来遏制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瑞典下决心公开政务，把所有的官员都放在老百姓的众目睽睽之下，设想一个瑞典官员就有全国900万人的监督，他想不透明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次瑞典新政府出现丑闻后，现任首相赖因费尔特就表示，一方面他会在下次任命内阁大臣时“更加谨慎”；另一方面，会考虑建立对参选议员的任前审议制度，从而在源头上避免政府组建时，挑选有污点的议员进入内阁。十几年前也是因为萨林的“巧克力事件”，使瑞典政府改革了公务信用卡制度，规定政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支出先由个人垫付，然后再持单据报销，从而彻底克服了使用公务信用卡的弊端。

　　瑞典职业雇员联盟主席诺德先生告诉记者，在最近的民意测验中，执政的中右联盟并没有因丑闻而影响支持率。多数瑞典人认为，出现丑闻并不可怕，只要政府能有勇气去接受舆论的监督并且改正不足，都是可以原谅的。

　　本报驻瑞典特派记者 雷达

(责任编辑：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