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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撰文／本报特约驻德记者司图 本报记者林琼
纳粹党卫军正在挑选合格的妇女，鼓励生产纯种雅利安人。“希特勒婴儿”的母亲60％是未婚女性。
面无表情的护士在他们之间来回穿梭，仿佛他们都是刚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
希姆莱命令党卫军在各占领国搜集符合“标准”的孩童，医生正在用尺子测量女童的头部。
2006年11月。“希特勒婴儿”首次公开聚会向世人道出自己的秘密。
吉塞拉是首个出书讲述个人经历的“希特勒婴儿”，她的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图为吉塞拉自传的封面。
德国人维奥莱塔出示她的一张照片，照片中，她被父亲抱着拜访以前的“希特勒婴儿”家庭。
受害人汉斯·韦施出示儿时护士抱着他的照片，寻根对“希特勒婴儿”们有着特别的意义。
罪恶、耻辱、迷茫、恐惧、孤独，像挥之不去的噩梦折磨了他们大半生。
在纳粹的“育婴场”里，他们仿佛是“刚从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用白布包裹着，密密麻麻地塞满屋子。
他们是被作为“雅利安超人”和“未来世界的统治者”生产出来的，而迎接他们的却是充满耻辱的“纳粹崽子”的生活。
他们被生身父母遗弃，被历史遗弃。他们苦苦追问：“我来自哪里，我的父母是谁，我的父亲是战犯吗？”无根的孤独和“纳粹血统”的负罪感煎熬着他们，使他们羞于提及身世。
他们就是希特勒人种计划的产物——“希特勒婴儿”。
11月4日，他们终于鼓起勇气打破沉默，首次公开聚会向世人道出自己的秘密。
他们就像整齐划一的“合格产品”
11月4日，40多名“希特勒婴儿”，在德国东部宁静的小镇韦尼格罗德碰面，那里是纳粹的“育婴场”之一。这些“希特勒婴儿”现在至少已经60岁了，毫无例外的高大英俊，金发碧眼，就像整齐划一的“合格产品”，由纳粹的“生命之源”计划生产制造出来。
这次聚会由民间组织“生命痕迹”发起。“生命痕迹”组织于去年成立，旨在方便“希特勒婴儿”交流寻找亲人的经验，帮助人们研究和揭露这个计划的一些秘密。
这是“希特勒婴儿”首次公开聚会，他们在聚会中公开讲述各自的故事，向世人揭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约60％的母亲是未婚妈妈
“生命之源”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金发碧眼的优等种族，组成德意志帝国，去统治比他们劣等的种族，并最终称霸世界。纯种的“雅利安超人”便是该计划的产物，他们也被称作“希特勒婴儿”，被当成打造“千年德国”的精英培养。
这个计划从纳粹强迫有遗传疾病的人绝育和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行动中衍生出来。
1935年，“生命之源”由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牵头，鼓励血统纯正的妇女生养金发碧眼的孩子。
纳粹为此还制定了许多奖励机制。授予多生孩子的母亲荣誉证书，允许她们在购物的时候不用排队，为她们提供有折扣的租金和便宜的国家贷款。生8个孩子的母亲还被授予金十字勋章。
另外，它还鼓励未婚妇女参与到计划中来，生产“希特勒婴儿”被作为爱国行为表彰。它为未婚妇女建立特殊的产房，帮助她们寻找借口，远走他乡匿名生产，以消除未婚母亲的社会压力。大约60％“希特勒婴儿”的母亲是未婚妈妈。“生命之源”还建立了育婴场，如果孩子的亲生母亲不愿抚养孩子，他们就由育婴场收养。
小孩被分为上中下三等
战争中大量的人口损失使得以希姆莱为代表的纳粹当局不得不调整其人口政策，由“培养种族精英”向“必要的数量和尽可能好的质量”转变。
为了增加“生命之源”孩子的数量，希姆莱命令党卫军在各占领国搜集符合“标准”的孩童，其标准主要就是金发碧眼，另外一个标准就是额头到后脑的距离。于是大量的各国小孩被虏掠。这些小孩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是十分符合所谓的“雅利安人标准”的小孩，他们被送到各地的育婴场接受“洗脑”；中等是基本符合“标准”的小孩，他们被送到德国人家里；下等的则直接被送到集中营。
纳粹使用一些更残忍的手段，逼迫被占领国的金发碧眼女子与德国士兵发生性关系。由于挪威人被认为是“流着维京人的血”，属“纯种雅利安人”，纳粹对挪威人的血统十分赏识。1940年德国入侵挪威的时候，德国军队指挥官纷纷指使他们的部下尽量和挪威妇女多生孩子。直到二战结束，约8000名“希特勒婴儿”在德国出生，大约1.2万“希特勒婴儿”在挪威出生。
在这些批量生产出来的“希特勒婴儿”中，如果身体出现残缺，或者不符合“雅利安纯种人”标准，将被残酷地杀害。
德国战败后，“生命之源”计划终止了，却使数以万计的孩子成为牺牲品。
无时不在的阴影
年纪越大，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出处越发好奇。吉塞拉说，被蒙弊的日子度日如年。许多“希特勒婴儿”为寻找家庭的真相努力终生，他们害怕自己的父亲是战犯。
党卫军的私生子
在很多个案里，“希特勒婴儿”的父亲都是已婚的党卫军。吉塞拉，1943年出生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育婴场。
她的母亲是“生命之源”计划的一名秘书，与已婚的党卫军军官一夜情之后怀孕，从巴伐利亚到奥斯陆将她生下。她拒绝回答女儿关于父亲的所有问题，直到吉塞拉成年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
她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车站的月台上，我扑到他的怀里，我当时唯一的念头是‘我拥有了一个父亲’。”吉塞拉有着醒目的身高和金发碧眼，“不知道生父是谁，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许多“希特勒婴儿”为了寻找家庭的真相努力终生。他们在养父母身边缺乏关爱，时时羞耻于自己的私生子和纳粹后代的身份，他们害怕自己的父亲是战犯。
“我的父亲是战犯”
韦伯，63岁，柏林的一名写作教师，几十年前就知道他母亲在隐瞒他父亲的事情。
他是多么想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以至于去翻阅历史书籍上纳粹士兵的照片，来猜测哪个人可能是自己的父亲。
“母亲说我父亲是一个为德国空军服务的卡车司机，他从来没有开过枪，在克罗地亚驶过雷区的时候，被炸死。她说她是在1938年的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坐着马车去教堂结婚的。她不想提起他，因为回忆太痛苦。”韦伯说，“但是没有任何他们结婚的记录和照片。”
58岁时，韦伯开始寻找父亲，他发现自己是一个“希特勒婴儿”，他的父亲是在波兰法庭中被宣判死刑的党卫军少将，逃亡到南美后，于1970年在阿根廷平静地死去。
“从知道父亲是战犯的那一天起，我感到自卑，孤独，无助。直到我参加了‘希特勒婴儿’的聚会，才发现大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继续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尽管我还不能完全摆脱那种感觉。这种痛苦可能需要花上10年时间才能愈合。”
在德国和奥地利有14个“生命之源”的育婴场。在挪威有9个，那些出生在挪威的孩子遭受了更多的痛苦，他们永远都无法洗脱有一个德国父亲的耻辱。挪威人害怕他们散布德国人的基因甚至将其中一些人关进了精神病院。
这样的育婴场也在法国、荷兰、波兰、卢森堡设立。“我一辈子都在泥潭里挣扎”
被领养的身份让很多孩子失去来自家庭的安全感和温暖。福克，62岁，他说：“我一辈子都在泥潭中挣扎。”
他的母亲将他遗弃，1945年，他被养父母领走。“他们只是希望通过领养一个孩子帮他们越过柏林墙到达西方。”他说。不久，他被养父母送进了另外一个孤儿院。他一直生活在被抛弃的恐惧之中。
2001年，他到韦尼格罗德去寻找他的生身母亲。
“我见到了母亲，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在哪里，我一直在等你’。当时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始终不愿谈及那个年代的事情。我对此感到痛苦而气愤。不过至少，我知道我的父亲并不是一名战犯，这让我感到一丝安慰。”
“希特勒婴儿”的母亲普遍拒绝说起这个计划。
出于对谎言的厌烦，很多人停止了发问，过着自己的日子。
吉塞拉说：“我们有义务说出真相。”她希望让德国年轻的一代清醒地认识过去。《超级小玩家》成都行 游戏麻辣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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