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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博士在尼赫鲁大学尼赫鲁塑像前。任彦 摄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
因为出身受尽屈辱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特讷帕利·哈里博士毕业于尼赫鲁大学，现在该校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从事国际研究，至今已出版两本专著。他的妻子也在一所大学任教。夫妇俩育有两个儿子。哈里博士夫妇每月两万多卢比（1元人民币约合5卢比）的收入使这个家庭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许在一般人眼里，哈里博士非常普通，但在他的父母和同乡心里，他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出身低贱遭人歧视
哈里博士生于印度中部安得拉邦一个名叫瓦里维杜的小村庄，该村有200多户人家。这些人家被一堵墙从中隔开，这堵墙虽然不是很高，也不是很整齐，但它发挥着当年“柏林墙”的作用。墙左右半公里都是空地，作为墙两边人们交往的“缓冲地带”。住在墙南边的人家属于高种姓“婆罗门”，住在墙北边的人家属于“贱民”。哈里博士就出生在墙北边。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把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社会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为第二种姓，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为第三种姓，经营商业贸易；首陀罗为第四种姓，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被高种姓当作奴隶来用。
“四大种姓之外，还有很多印度人，他们连成为首陀罗的资格都没有，这些人被称做‘阿丘得’，意思是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被认为是不洁的，谁要是接触了他们，即便是接触了他们的身影，谁便会受到玷污。最好连想都不要想，一想，脑子便被污染了。”哈里博士说，如今在印度有2.4亿多贱民，也就是说，大约5个人中，就有1个是不可接触的贱民。过去，贱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事务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处于非人地位。现在，印度政府为了消除种姓歧视，给这些贱民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表列种姓”。但贱民宁愿叫自己为“达利特”，意思是受压迫的人。
由于种姓是世袭的，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起，哈里博士便注定是一个贱民。他从小耳闻目睹达利特人遭受的社会压迫。高种姓的人之所以让他们住在北边，是因为风经常从南向北刮，河里的水也是从南往北流，这样高种姓的人就感觉自己的生活环境不会被污染。“村子里的一切资源，包括土地和水，都属于高种姓家族，我们达利特人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无尽的屈辱。”哈里博士说。达利特人能做的只是扫大街、扫厕所和处理动物尸体。“不洁的工作更加重了人们对达利特人不洁的印象，高种姓人躲避达利特人就像躲避瘟疫一样。我们不能去村里的寺庙祈祷，也不能到公共水井去挑水。不仅如此，为了与高种姓人保持距离，我们还要在口里含一个口哨，不断吹着，提醒他们及早躲避，另外还要在屁股上绑一片很大的能拖到地面的棕榈树叶，及时清扫我们走过的脚印。”
求学之路异常艰辛
哈里博士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他说自己是不幸的，出生在一个贱民家庭。但他又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比起自己的先人，他起码有了上学的机会，而上学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印度政府规定所有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但由于达利特人大多举债生活，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便当了童工，挣钱为家里还债。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印度1500万童工中，绝大多数是达利特人的子弟。
“上学之后，我每天都得忍受不公的折磨。”哈里博士说，他在学校里和其他达利特孩子一样，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他个子不高，但只能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好的座位都被高种姓人的子弟占据；他不能和高种姓的学生饮用同一个水桶里的水；高种姓的学生没有一个愿意和他说话，看见他就赶紧躲开；老师对他也是百般虐待，经常无缘无故地惩罚他，他没有向老师提过一个问题。大多数达利特子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便纷纷打了退堂鼓，上学不久便辍学了。但哈里博士坚信，只有上学，才能改变命运，于是纵有千般苦楚，他也要默默承受。
常人是很难想象哈里博士是怎样走完这条艰辛的求学之路的。他在村里上完5年小学，便考到离村子50公里外的镇子上中学。他在报到的时候，接待老师看他成绩很高，而且穿着比较整齐，对他特别友善，但当他拿出自己的“贱民证”时，那个老师马上就声色俱厉地对他吼道：“靠边站！”印度政府给每一个达利特人都发一张卡，卡上写着个人信息，持卡人出示它可以享受政府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达利特人的肤色一般比较黑，但哈里博士不那么明显，有一次放假，他想搭乘一辆货车回家，司机表示同意。上车后，司机和他聊天时，随便问起他的名字，当他一说名字，司机像是见了鬼一样，一个急刹车，然后对他说：“赶紧下去，要是别人知道我的车上坐过一个贱民，我的车就别想拉货了。”印度人一般通过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种姓。
要为解放整个“贱民”阶层而努力
哈里博士靠着自己的坚韧和勤奋在社会压迫中杀出一条“血路”，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想，而且还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并且留在高等学府从事研究工作。据他介绍，印度政府要求国立大学执行“种姓配额制度”，即国立大学必须为“表列种姓”保留22.5％的入学名额。尼赫鲁大学在执行这个政策方面非常到位，目前在该校的贱民学生有500多人。“如果不是政府的这一强制性优惠措施，我很难得到现在的岗位。”
哈里博士说自己虽然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生活得也很舒心，但一想到与自己同样出身的人还在社会最底层日夜挣扎，他就高兴不起来。他说，印度独立快60年了，尽管政府采取了很多帮扶贱民的措施，但贱民的地位依然很低，还没有融入主流社会。印度只有2%-5%的人口是婆罗门，但他们占据着印度全国60%的工作岗位，而占总人口25%的达利特人却拥有不到1%的工作岗位。
“在印度，每过1小时，就有2名达利特人遭到殴打；每过1天，就有3名达利特妇女遭到强奸，两名达利特人遭到杀害，两处达利特人的住所被烧毁。一想到这些，我就气愤不已。”哈里博士表示，他不仅要解放自己，更要为解放整个贱民阶层而努力。他在工作之余，协助编写反映贱民苦难生活的杂志，呼吁社会和政府关注这一群体。除此之外，他还与一些帮助贱民的非政府组织一道为贱民解决实际困难。其实，他对贱民最大的鼓舞就是他自己的经历，他的奋斗历程让贱民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在他的影响下，很多贱民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驻印度特派记者 任彦 2006-11-17 第19版 )
(责任编辑：杨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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