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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农民工，一个在城市里普通而又日益庞大的群体。他们给城市带来的不只是劳动力，还有他们未成年的子女。11月12日，记者从自治区未成年犯管教所了解到，近年来，被称为“无根的一代”的农民工子女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自治区未成年犯管教所的未成年犯们正在接受教育
想与城里同学缩小差距
11月12日，满脸稚气的郭浩被管教民警带到了记者的面前。他今年15岁。郭浩的老家在乌兰察布市商都县长胜梁村。2岁的时候，他随着父母和哥哥来到乌海市。刚到乌海市时，他们一家四口租住在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平房里。房东的孙子小军和郭浩一般大，两人经常在一起玩儿。从郭浩懂事起，他就感觉到自己和小军存在着很大差距：小军家住的房子大而且是自家的；自己家住的房子小而且是租来的。逢年过节，小军和他的姥爷、姥姥、爷爷、奶奶都能够团聚在一起，而郭浩想念远在家乡的姥姥了，也只能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打电话时还得掐算着时间，生怕电话费花多了父母承担不起。郭浩的父亲是站街头的卸煤工，母亲打工经常加班，哥哥也在打零工，全家人没有时间照顾他。上学后，郭浩的同学大多数是城里的，与同学相比，他发现自己的零花钱总是很少，穿着也与城里的同学相差一大截。2005年7月，郭浩和班里另外3个不想读书的同学结识了几个社会上的小青年，开始抢劫。同年9月，郭浩在学校被抓。今年4月15日，郭浩以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辜负了父母的希望
陈飞今年19岁，老家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公田村。3岁的时候，他随父母来到乌海市。从他懂事起，没有一技之长的父母就同在一家建筑工地打工，两个人每月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足800元。一家三口挤在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日子过得紧巴巴。上小学的时候，陈飞学习很好，这给了在艰难生活中挣扎的父母一线希望。他们借钱供陈飞读书，希望他好好学习，考上一所好大学，早日出人头地，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
那个时候，陈飞最大的心愿就是拥有一辆摩托车。他的母亲却总是跟他说：“等咱家有钱了就给你买。”可是，陈飞已经等不及父母用勤劳的双手为他挣下一辆摩托车了。2002年，他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逃学，并且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小青年，走上了犯罪道路。陈飞说，和这些人在一起，他特别开心。用抢劫来的钱，他穿上了以前特别想穿却没有钱买的衣服，享受了父亲从来没有抽过的烟、喝过的酒，他觉得自己不再是农村人了。2003年9月，陈飞因以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找不到工作不敢回家
17岁的大利来自陕西省神木县的一个小乡村。第一次，他壮着胆儿抢了50元，钱在身上还没有捂热，就被民警抓获。在老家的时候，因为家里穷，大利没有上学。15岁那年，大利随着打工的哥哥来到鄂尔多斯市，才上了小学一年级。仅在学校待了半年，家里实在拿不出钱给他交学费了，大利离开了学校。这个时候，他刚刚会写自己的名字。不久，60多岁的父母也来到鄂尔多斯市。父亲打零工，母亲捡破烂。因为没文化，大利找了3次工作，都被辞退。于是，没有工作的大利整天徜徉在公园里，不敢回家。他害怕看见父母那被贫穷折磨得绝望而呆滞的眼神。就在他感觉到生活没有出路时，公园里一个男子抢劫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于是，他也学着这个男子抢了一名女子的50元钱。没想到，仅仅过了半个小时，他就被民警抓获。2005年4月，他被判处有期徒判刑5年。大利说，现在他特别想读书。他说，如果以前多读一些书，也不会稀里糊涂地走上犯罪道路。
不愿意回农村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在城里的生活有着种种不如意，可是，郭浩、陈飞和大利都不愿意回老家。他们的父母为了在城里生存下去，一边拼命干活，一边忍受着歧视和冷漠。假如在城里生存不下去了，他们的父母还考虑着可以再回老家种地。可是，他们不愿意重复父辈们走过的老路。陈飞说，尽管他家住在城里最破烂的地方，可是，他还是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回到农村，就意味着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动，没有出头之日，在城里，只要想办法，就可以挣到钱。郭浩说，在农村种地太累了，还挣不了几个钱，那不是他所需要的生活。他们认为城里的环境好，可以有更多改变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机会。这就是他们坚持要留在城里的原因。
许多孩子不懂法
自治区未成年犯管教所八管区管区长杨福拽对记者说：“在融入不了这个城市的前提下，渴望改变家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心态使得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犯罪前，他们中许多人不懂法，被判刑后，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触犯了法律。郭浩、陈飞和大利就是3个典型的例子。”记者也发现，郭浩、陈飞和大利直到被判刑后，才明白通过这种途径得来的钱是不合法的。郭浩对记者说，抢劫以前，他认为自己是未成年人，犯罪了也不会负刑事责任。陈飞以为，犯罪了，顶多被拘留几天。大利压根就没有想到拦路抢劫是犯罪。
记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了解到，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负刑事责任；已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要对所有犯罪负刑事责任。
自卑导致犯罪
杨福拽在自治区未成年犯管教所工作了22年，对未成年犯的犯罪心理及其成因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说：“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暴力性犯罪、性犯罪和侵财性犯罪这3方面。近年来，农民工子女的犯罪率呈现上升趋势，他们大约占到目前在押犯的10%。”
他说：“农民工子女的犯罪，凸现了农民工家庭教育的问题。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与学校引导性的教育相比，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更重要。农民工家庭教育相对滞后，从闭塞的农村突然来到一个繁华的都市，农民工子女一下子适应不了，强烈的反差使他们做事难免盲目。思维定势与社会形成了太大的差距，给孩子造成了心理压力：为啥我穷？自卑心理促使他们强烈地想要改变这种现状。在通过正常的渠道短时间实现不了他们心中愿望的情况下，他们就会选择一种快速极端的手段来实现这种愿望，加上外在环境的引诱，很容易形成犯罪事实。”
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杨福拽说，农民工子女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子女是城市的边缘人群，与父辈不同的是，这些孩子已经不再满足做城市的过客，很难作出和父辈们一样的决定——待不下去就回老家。更何况老家对他们来说是那么陌生，他们在城市没有根，在农村也没有根，社会地位的不明确，导致了他们困惑、迷茫。如果说他们的父辈还能够安于清贫，那么“无根的一代”就多了一些愤世嫉俗。他们有着改变其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然而，在正常的向上流动渠道被阻塞的情况下，他们这种强烈的渴望就会造成心理失衡。生活的艰难，对前途的绝望，极易使他们产生反社会情绪，进而铤而走险。
杨福拽说：“相比城里的孩子，农民工子女容易引导。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杜绝他们犯罪，恐怕短时间解决不了，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应该让政府对农民工重视起来，改善农民工的待遇，不要歧视农民工，关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关注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诉求渠道，完善对他们合法权益的保障机制。从教育层面来说，应该努力改善农村的落后教育面貌。” 口文/本报记者高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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