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议：不仅仅是“麦克风外交”

　　童世骏

　　首脑外交与会议外交密切结合，国内、国外大戏连台，这是今年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仅以今年下半年为例。6月中在上海，有上海合作组织峰会；7月中在莫斯科，有G8与五国领导人对话会；10月底在南宁，有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首脑会晤；11月初在北京，有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会儿在河内，则是一年一度的APEC非正式首脑会晤；而下个月在菲律宾宿雾，还将举行东盟＋中日韩（10＋3）峰会、东盟＋中国（10＋1）峰会和东亚峰会。

　　即使“斗”，也是“文斗”

　　首脑外交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因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但会议外交的意义呢？会议外交常被戏称为“麦克风外交”，用英国前外相杰弗里·豪的话来说，“麦克风外交导致的是聋子的对话”。

　　在我看来，会议外交确实有可能成为“聋子的对话”，但它不一定都是“聋子的对话”；退一步说，即使真是“聋子的对话”，它也比完全没有对话要好。

　　国际会议之为“会议”，一个明显的好处是与会者“君子动口不动手”。人们常把“动口”称作“言”，把“动手”称为“行”，但根据21世纪语言哲学，“言”也是“行”，“言语活动”甚至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行动！

　　一个人若愿意参加会议，那至少表明他愿意出现在会场上而不是出现在战场上，愿意用语言来表达意见而不是用武力来表达意见，愿意在唇枪舌战中交换词句而不是在大动干戈中交换炮火。

　　偶尔，我们会在屏幕上看到会场中几个人扭打在一起，但这种在众多劝架者在场时挥动老拳的举动其实并不是真打，就像夫妻吵架往往挑声音响但价值低的东西狠命摔砸一样，其象征意义要远多于它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国际会议之为“会议”的一大好处，是在那里发生的典型事件充其量是“文斗”而不是“武斗”。

　　国际会议之为“会议”，还有一个明显好处是它是一项有规则的活动。尽管不少会议是“真主意，假商量”，甚至还有一些会议是暗藏玄机的鸿门宴，但既然是会议，既然要把会议开下去，就不能没有规则，这规则也不能不符合起码的文明准则。

　　当代世界通行的国际会议规则，就像当代世界通行的外交礼仪一样，多半是从欧洲来的，但其中包含的礼貌、节制、平等等等精神，则是具有跨民族跨文化的普遍基础的。一个习惯于参加国际会议、习惯于遵守国际会议规则的民族，不大可能是一个完全与现代文明隔绝乃至对抗的民族。

　　议题过滤器与秘密外交的终结

　　国际会议作为国际会议，又有一些不同于其他会议的特点。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多边性。根据有关会展的国际组织或国际协会的有关定义，国际会议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至少有三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

　　“三”虽然仅比“二”多一个一，但已经打破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条秘密外交的金科玉律。会场上出现了第三方，不仅意味着有可能（当然不一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这个现代社会通行的决议和决策的机制，而且意味着必要时可求助于第三者作为“证人”、“仲裁”或“斡旋者”。

　　更重要的是，随国际会议的多边性而来的这种较高程度的公开性，相当于为会议设置了一个议题过滤装置，与会代表脑袋里或口袋里那些摆不上台面来的议题，常常用不着其他与会方的抵制，就已经被排除在会议议程之外了。

　　在当今世界，不要说瓜分某个国家的领土，就是瓜分某个地区的势力范围，也不大可能堂而皇之地成为某个国际会议的主题。或许有些国际会议的实际目的依旧如此，但它要能获得民众和舆论的最低程度接受，必须绕好多弯、打好多马虎眼才行。

　　不仅会议的议题，而且针对议题所提出的观点、对观点所作的论证，国际会议的公开性也具有过滤作用，至少是限制作用：违反全人类准则的观点，违反事实或违反逻辑的论证，很少有哪个国家愿意赤裸裸地拿到会议上来丢人现眼。

　　比方说，美国政府不愿意为减轻大气污染承担应有责任，为避免在成员国会议上成为众矢之的，三十六计走为上，它干脆拒不参加《京都议定书》。今年G8峰会期间，布什和布莱尔私下聊天的时候，身旁的麦克风没有关。发现这个情况时他们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他们私下聊天时说的那些话，很多是他们不愿在公开场合说的。

　　考虑到大众传媒的因素，哪怕是双边的国际协商或会谈，也可能具有国际会议所具有的那种公开性。尽管在双边会谈中无法实行多数票决制，双方发生争执时也不可能有人来作证或斡旋，但只要会谈是通过媒体向公众开放的，它就也具有了典型的国际会议即多边国际会议所具有的那种公开性，因而也就有了随公开性而来的那种过滤议题、约束立场、限制行为的作用。

　　今年早些时候，伊朗总统内贾德向美国总统布什下战书，要就一些国际问题进行联大公开辩论或电视直播辩论。对一个历来把公开辩论当作民主政治重要部分的国家的总统来说，这是一个颇为棘手的挑战。布什拒绝了内贾德的要求，其原因之一，显然是布什政府国际战略中包含着不少无法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东西。

　　只有“道理”，让人心悦诚服

　　而内贾德的前任哈塔米，曾经成功地使联合国接受了他所提出的把2001年确立为“文明对话年”的建议；与哈塔米一样，内贾德同样看到了哲学家所谓的“交往理性”，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起到的以往所没有的作用或魅力。

　　根据“交往理性”的观念，人既然是一种说话的动物，就也是一种讲理的动物，是有能力通过语言交往达成合理共识的。要准确理解会议外交在当今世界的意义和作用，交往理性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当然，交往理性真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并不能只靠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不同国家代表的独白串演，不能只靠借助于麦克风进行的聋子对话，也不能靠电视屏幕上的语言决斗。上面所说的会议外交的好处，仅仅是从国际会议的形式着眼的：即使仅有形式而缺乏内容，即使仅仅是麦克风外交甚至聋子的对话，国际会议也有那么多好处。

　　但说到底，国际会议的好处根本上还在于它的实质内容：它提供了一种渠道或平台，使有关各方有可能就共同关心的议题摆事实，讲道理，亮观点，争是非。在这个平台上，“理由”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理由”的力量，才真正能使人“中心悦而诚服也”。

　　关于什么样的“理由”更有说服力，不同利益立场和文化传统的人们常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既然能坐在一起开会，就表明各方对如何澄清立场、消除误解、达成妥协或求同存异，已经有了一些程序上的共识，甚至对什么样的程序才算是公正的、合理的，也有了一些未必明言、但心照不宣的共识。有了这些共识，会议外交不仅有可能帮助各方推迟甚至避免武力冲突，而且有可能帮助各方消除误解、克服偏见、加强合作、增进友谊……

　　对话，所以有未来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可能”。尽管这种可能常常并不能变成现实，尽管谈论这种可能常常还会被嘲笑为空想甚至幼稚，但在我们这个高度全球化、高度科技化的时代，在这个全球各国面临同样一些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问题的时代，除了这种可能，除了努力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我们大概还找不出更好的理由让自己相信人类是有未来的，更不用说相信人类是有美好未来的。

　　从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到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到不久前结束的中非首脑会议，许多历史事实都表明，上述可能是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变成现实的，国际会议是可以成为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途径的。而笃信“与人为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人，则是可以在会议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

(责任编辑：安世者)